英国论坛
办教育尤其是举办大学教育，是一桩花钱的事，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我曾说过，大学至少应有四大，即大楼、大师、大包容与大器，这“四大”每一项都需要金钱来支撑，在这“四大”后面，意味着一个庞大而独特的财政支持系统。道理很浅显，要维持大学基础设施系统的运作，给“大师”或“准大师”们给予与其身份相应的待遇，给汇聚于大学的学子们创造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再在都意味着庞大的财政耗费，都需要雄厚的财力来支撑。而至于“大器”，显然也与一定的财力联系在一起。试想，一个每日都为衣食住行发愁的学生，哪里还有足够的精力专心向学？一个每日生活在从图书馆学习到饭堂用餐都得抢位子的环境中的学人，哪里还能保持多少谦谦君子风度呢？而其大器，也就不能不打折扣了。
大学财政说通俗点是个“钱袋”问题，而钱袋问题当包括“缝制”、“充值”与管理等一系列问题，这当是每一个大学的管理者们首先要关注的问题。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投资大学的私人金钱收益当远远低于社会收益，投资者除非偏好金钱之外的其他个人收益，尤其是荣誉收益，是不会有多大积极性的。原因很简单，大学不是实业，不是赢利机构，相反，它是个花钱的事业。大概因着这个原因，大学总是面临着巨大的预算约束，无论是雄心勃勃的教育家，还是占据大学领导职位的庸碌之辈，都会感到“囊中羞涩”，亦不得不得抛弃“君子不言利”的古训，将“钱袋”问题置于大学头等大事之列。
作为一座世界名校，牛津大学的“钱袋”究竟是怎样缝制，又是怎样“充值”与维持的呢？部分出于职业的敏感，部分出于对国内大学财政问题的个人兴趣，在牛津期间，我也抽空对这个问题关注了一番。关注之后，印象颇多，在诸多印象中，四方面的印象最为深刻：
第一个方面是关于“钱袋”的数量与规模，可以用“多而可观”来形容。我曾经讲过，牛津大学有两个并存的系统，即中心大学与学院，中心大学只一家，其“钱袋”可视为一个，但学院多达40多所，彼此又互不隶属，“钱袋”当有40多只！至于“钱袋”的规模，则应将两个系统放在一起来估算。在刚刚结束的上个学术年度，即截止2002年7月31日的01/02学年，仅“中心大学”的总收入，就达4.3亿英镑，而46所分立的学院，每所收入从数百万英镑到数千万英镑不等，平均收入当在千万英镑左右。若将这两个系统的收入加起来考虑，则整个大学的收入，当在10亿英镑上下，合16亿美元或百多亿元人民币，其规模不可谓不大！而如果考虑到学校后勤系统早已社会化，以及不算太多的学生人数这两个因素，则其“钱袋”的相对规模当更大！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钱袋”的“缝制”与“充值”体制，可以用“一校两制、渠道多样”来形容。所谓“一校两制”，是就大学内部“中心大学”与学院两个系统的财政体制而言的。这两个系统实施两种明显有别的财政体制：“中心大学”带有国立大学的鲜明特征，其“钱袋”的“缝制者”与“充值者”主要是政府，政府拨款或“官费”构成其收入的绝大部分，因此财政体制多半带有国立大学的特征。按照牛津大学公布的有关财政报告，最近一个学年内，各种官方拨款，就占了中心大学总收入的三分之二左右；与“中心大学”不同，各个学院的财政安排则带有私立大学财政的全部特征。事实上几乎没有政府拨款是流向学院的，学院完全靠各种基金及其固有经营性资产维持。学院基金的设立者可以被视为学院“钱袋”的“缝制者”，而基金的不断注入者则可视为学院“钱袋”的“充值者”，他们无一例外地为私人及私营企业或非政府组织，与政府机构没有任何瓜葛，甚至以前的国有企业也不会向学院捐助的。以纳菲尔德学院为例，在最近一个财政年度，其总收入的90％以上，来自长期形成的“一般信托公积金”收益，其余来自学院服务性收费。没有一分钱来自政府！至于其它学院，收入构成也与此大同小异，都没有政府拨款。作为私立自治的教育机构，学院不仅拿不到政府拨款，而且还须向政府缴税，其经营性收入要按照企业缴纳公司所得税。所谓“渠道多样”，是就大学财源而言的。无论是中心大学还是学院，都有多个筹款渠道。中心大学在政府拨款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的收入源泉：一个是大学的经营性资产的经营回报。历经800多年发展，中心大学的经营性资产本身就很庞大，近年虽因股市大跌有所减少，但净值仍在8亿英镑以上。这些资产交由专门的信托投资机构进行管理与经营，每年都能带来可观的回报，上个学年此类收入占了大学总收入的1/5强；另一个是挂靠大学的准企业赞助，近几年最大的独家赞助来自牛津大学出版社。至于学院，财政收入源泉更是多种多样。随便一个学院，除了其创立与扩大过程中形成的几项主体基金而外，均有一批小的专项基金。通常情况下，此类小基金专款专用，每一基金资助学院的一项支出。众多小基金，如涓涓细流，汇集成学院财政的滔滔大河。
第三个方面是关于教育收费在大学“钱袋”中的分量以及本国学生上牛津大学的学费负担，可以用“微乎其微，近乎免费”来形容。其中“微乎其微”是指学费收入在牛津大学总收入中所占分量。大学有关财政报告显示，上个学术年度，“中心大学”来自学杂费的全部收入，只占其总收入的11％强，至于各个学院，从学生那里收缴的各种学杂费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更少。比如“三一学院”的有关财政报告声言，该学院预算的90％以上来自学院基金资产收益，7％来自服务性收费，主要是出租教室、房租、会议中心等收入。其他学院，情况大体相似。若将学院与“中心大学”通盘考虑，则这所世界名校来自在校学生的学杂费收入占其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当在5％以下，说微乎其微一点也不算夸张。至于英国学生读牛津大学的学费，则简直可谓“近乎免费”了。中心大学年学杂费收入不足3400多万英镑，其中一半以上来自海外学生，按照全校1.6万名学生平均计算，每个学生缴费2100英镑多一点，但考虑到海外学生只占总数的1/4，则英国本国学生人均学杂费约1400多英镑。这个数额与英国工薪阶层的平均工资相比，并不算高。目前在英国，一个最一般的职业，年薪当在2万英镑左右。如若考虑到大学与学院以奖学金形式支付给学生的费用，则英国本土学生读牛津大学，近乎免费的了！按照传统，牛津的学院大多不向学生收费，不仅不收费，还得自掏腰包，设立名目繁多的奖学金，给予学生资助。事实上，学院设立的初衷之一，就是以奖学金形式资助学子们。据说这方面的先河是由牛津最古老的一所学院——拜里奥学院开创的，时间可追溯至14世纪初叶。这所由亨利三世治下英格兰一位领主约翰·拜里奥夫妇创立的学院，第一笔基金就明确规定给予当时仅有的6名学生，每人每周8辩士的补贴。在当时，8个辩士大约相当于一个建筑工匠辛勤工作两天的收入。若将学院奖学金、食宿补贴算在内，则说英国学生读牛津大学近乎免费，一点也不算夸张。
第四个方面是关于大学“钱袋”缝制者、充值者们得自大学的回报，可以用两个“非”字来界定：一个是“非物质的”，说明白些就是精神的；另一个是“非大学产品”，说的更确切一些，就是这种回报并非大学自己的产品，而来自于“无”。按照经济学的思维定式，人的每一项决策都是有成本的，正因为有成本，自私利己的人总希望从自己的每一个决策中得到回报，而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开山者之一道格拉斯·诺思的思维模式，只有在个人收益等于乃至大于社会收益的前提下，才会有人全力致力于一项事业的。细观牛津大学，大学财政的资助者各种各样，论机构，有政府、企业、社团与教会，论私人，有成功的实业家、慈善家，有政客，有作家、科学家，各色人等，应有尽有。而大学对于各种拨款与捐助所持态度，可谓多多益善，来者不拒。在众多的大学“钱袋”缝制与“充值者”中间，政府可以视为法律与义务使然，它只有义务拨款于教育，而没有权力索要短期回报，教会多少出于宗教目的，扩大宗教影响就是其期望的最好回报。但其他捐助主体则不然，一定得给予某种形式的及时回报，才可起到奖掖作用，引来更多的捐助。细观牛津的做法，支付回报是不容置疑的，但其形式多半是个名分。通常的做法是，谁最先捐助大学的某项事业或者属于该事业的最大捐助者，就以谁的姓名命名该项目，由此使牛津的众多学院、重要建筑、各种各样的奖学金，都贴上了私人或非政府捐助者的名字。客观地来看，这种回报，完全属于无形的，因此是非物质，非金钱的。同时也显然并非大学产品。我们知道，大学最主要的产品是人的才能，由于人的才能可以用大学出具的学历、学位乃至授予的学术头衔来标记，于是大学也就成了各种学历与学位证明、学术头衔的发行者，在“异化”状态下，这些东西也就成了大学的产品。世界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显然都不乏欺世盗名之徒，以捐助大学为名，期望以金钱手段获得大学文凭或带有学术性质的头衔。客观地来看，牛津以及西方大学通行的这种做法，对于大学而言不仅是经济的，而且还是非常明智的。以捐助者名字命名一个大学项目，对于学校当局而言，完全可以信手拈来，不花毫厘，非常经济。另一方面，这种做法还可轻易打消那些试图借捐助之名获得名不副实的大学文凭或学术头衔的不良企图，保持大学作为学术单位一片净土。
基于对一座世界名校“钱袋”的上述印象，我感到有几个问题值得提出来与国内经济界、高等教育界的同仁们共同思考，这里仅谈两个问题：一个是作为经济学研究者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我的感悟，大学教育似乎有悖经济学定律，即它不是优质优价，而是优质低价，低质高价！如前所述，对于英国本国学生来说，读牛津大学近乎免费午餐，对海外学生而言，虽然并不便宜，但与英国一般大学相比较，则并不算昂贵。与牛津大学同设一城的几所地方大学，名气、条件比牛津大学差远了，但它们的学费一点也不比牛津便宜，尤其是针对海外学生的收费更高！事实上，在英国大学中，牛津、剑桥学费一向较低，一般大学学费反而较高。不仅学费相对低廉，而且其奖学金以及给予学生的各种补贴，都多于一般大学，加之有一个庞大的学院系统，其学习、生活设施更为优越，相对价格当更为便宜，其“价格性能比”当绝对居英国大学之首！的确有些优质低价了！对此，经济学家们当作何解释？“教育产业化”的鼓吹者们又当作何解释？
另一个是作为大学教育工作者值得思考的问题。近年国内大学在其“钱袋”“缝制”与“充值”方面，出现了一些令人无奈乃至愤然的现象。在所有现象中，最让学人担心、世人不平的是，一些有权的“现管”或有钱的老板，以“热心”高等教育为名，进行或明或暗的“钱－学交易”或“权－钱－学交易”。大学甚至有些国内名牌大学，或出于“钱袋”的诱惑，或抵不住权力－钱袋协同运作的压力，不得不放下“清高”的架子，或给予有钱的老板——尤其是管着公款的老板、“现官”们以大学学术头衔，或者给予这类人以大学学位。此举先导致学士、硕士学位贬值，近年又有些导致博士学位庸俗化的趋向。有“现管”读博，很少去大学听课，整天忙着开会，居然堂而皇之地获得学位，凑数且有捉刀之嫌的“博士论文”，居然有拍马屁的学者给予“优秀”、“佳作”之类的评语。相比之下，那些置身“学海”而“苦作舟”的真正读书人，获得学位则要难得多了。更有甚者，有人“考博”条件甚远，却可轻而易举弄个大学的教授、“博导”头衔，令人啼笑皆非！此类现象，多半都因大学“钱袋”而生。何以解决，值得学人思考。在牛津期间我也曾想过，国内大学可否借鉴牛津以及国际惯例，仅仅给予其赞助者以“非大学产品”的荣誉，即大学某项事业的冠名权，而拒绝其他要求，以便保持大学学位、学术头衔的“纯洁性”，但仔细想来，此举针对海外捐助者当是有效的，但针对人士，则难以实施，至少是难以大行其道。原因很简单，在一个坚持“公有制为主”的体制下，大学“钱袋”的最大缝制者与“充值者”，当非带有“公有”背景的机构莫属，决策是由这些机构的“现管”们做出的，决策者虽然有权做出决策，但却无法借以公开捞取个人好处。而拐弯抹角获取学位或专家头衔，也算一种符合我们“国情”的变通了。这里的症结，是否仍然在“产权”二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