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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人员名额达7245人，比上年几近翻番，更创下改革开放以来历史新高。而中国近代智库蹈海捧薪的传统则可上溯百年。
留学肇始
1847年1月4日，广州黄埔港，18岁的容闳和他在玛礼逊教会学校的同学黄胜、黄宽一
起，踏上“亨特利思” 号商船赴美。经过98天海上颠簸、又7年的求学岁月，容闳从耶鲁大学机械系毕业，遂成中国近代史上的留学第一人。
也正是在容闳等人的提议下，中国第一代官派留学生——120名“各省聪颖幼童”自1872年起分4批赴美。这个被曾国藩和李鸿章会奏朝廷时称为“中华创始之举，古今未有之事”的15年计划，在进行到第10年时遭腰斩。百名大清幼童，除詹天佑外，其人其事均已风流云散。以“留美幼童”为首代，学者戴逸将晚清至20世纪末的中国留学之潮划为十个世代。4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负笈留苏、欧者为第九代，文革之后为第十代。此前八代华夏学人也曾各领一时风流。第二代：光绪初年(1877年)派出海军留学生近百人，分赴欧洲各国。第三代：20世纪初的留日潮。第四代：庚款留美生。第五代：勤工俭学留法学生。第六代：20年代留苏学生。第七代：1927年至1937年期间的留学生。第八代：193 8年至1948年期间赴欧、美的留学生。
开国“苏潮”
据高教部(现教育部)统计，到1950年滞留在各国的留学生和学者有5000多人。尤以美、日为多，分别达3 500人和1200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50年代末，回国人数增至2500名。钱学森、赵忠尧、郭永怀等人即是在朝鲜战争后，经中美多次谈判才得以辗转归国的。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派出的第九代学人，则踏上了与大多数前辈们不同的红色土壤。1948年8月，中央批准由东北局选派21名青年去苏联学习科学技术，成为中国政府在其后十几年间大规模向苏联、东欧各国公费派遣留学生的序幕。
然而这些在50年代悉数返乡报国的人们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文革时期“4821苏修特务案”的主人公并遭迫害审查。而“4821”也自此得名。
来自教育部的报告称，在“4821”之前还有24名“老留学生”，他们是在国际儿童院长大的中国革命先驱和烈士子女，以苏联公民身份进入各大学，1951年后，转为中国留学生。
与此前中国历次留学潮相似，新中国派遣留学生的计划也与追赶西方国家工业步伐有关。1949年初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提出，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鉴于“一五计划”对国家工业化和国防技术人才的要求，中央先后与苏联和东欧等国达成留学生的交换协议，并从1 950年到1952年陆续开始执行。由中国教育部门派出的留学生，1950年35名，1951年381名，1952年 231名，1953年675名，1954年1518名，1955年2093名，1956年2401名。1957至19 60年，每年缩至400到500名。
这批以江泽民为代表的50年代留苏(或短期工作)人员，包括李鹏、邹家华、钱其琛等，此后成为对中国影响深远的人物。
60年代初中苏关系紧张后，派出人数进一步减少，1965年后基本停止向苏联派遣。据教育部统计，1950至 1963年间，总共派出留学生9594人，分布于苏联8357人，东欧各国925人(东德、捷克、波兰三国共占近七成 )，西欧和亚洲各国只有17人。
除教育部门派出的以外，还有50年代军委系统派出的军事留学生800人，共青团中央派出138人。以及为执行各项苏、欧援建计划，“一五”期间由工业部门独立派出7800人去苏联、东欧工厂、矿山对口实习工艺技术和管理。
这一时期的留学派遣几乎全部为国家出资公派，所派出的18000多留学人员几乎全部回国，并无条件地接受分配。有香港观察家认为，这批归国青年初时分布在工业、国防及科学技术诸领域，并逐步领先于其同代人，担任中级官员。至文革后及80年代、90年代，这批“海归”中的许多人官至国家领导层。
文革断层
1966年至1972年，不但国家公派留学生出现断层，此前留学归国的学人、当时中国建设的中坚力量也广受株累。1972年9月开始，在联合国恢复合法权益一年的中国大陆重新向外派遣留学生：向英、法两国各派出16名和20名学习语言的留学生，以及数名赴日学生。从1972年到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先后向49个国家派遣了1629名留学生。他们仍都是中国政府公派出国的留学生，大多在学成后回国。1977年7月，邓小平一复出便主动请缨主管科技和教育，并多次谈话论及科教和人才之重要。翌年6月，邓公在清华大学发表讲话：留学生的数量要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这是5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教育部要研究一下，花多少钱都值得。此言在当时中国政界、思想界和教育界极为震动。讲话不到20天，教育部就提出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此举也引起国外舆论关注，认为“迄今在共产主义世界中尚无先例”，“令人信服地表明(中国的)政治自信心”。
大器晚成
事后证明，这的确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留学大潮的发轫。
1978年3月，中国政府遴选了23名精英，两月后他们被派往英、法、日、澳、加和新西兰等国学习。同年底，中国政府赶在中美建交前派出了首批赴美的50名留学生。据参加1978年10月中美会谈的美国首任驻华大使伍德科克回忆：中国同意派遣留学生的决定对美方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与“巨大突破”。
“哪个国家能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文明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美国人在20世纪初时的对华观察，在半个多世纪之后终于不再是水月镜花。以此为端，负笈求学的大门向一代中国人敞开。
这场留学潮的四个阶段也各具特点。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留学生(约6000人)几乎全数为公派，主要是中国各大学和科研单位的一些年纪稍长、思想可靠的业务骨干，多以访问学者和进修人员的身份前往欧美各国。这批留学生的极高回国率成为当代绝响。
据中国首批公派留学生、现广州大学理学院院长裴定一回忆：在1978年12月25日被紧急派往美国前，37岁的他自认命运多舛，本来不再抱什么大的梦想。一朝出国学成，他和同批公派留学生团的人几乎都选择了回国，当时只想到满腔热情报效，从来没有想过留下来的问题。
1980年，为使迅速启动留学生公派计划，国家提出了“保证质量，力争多派”的方针。在8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中国逐步放开了自费留学政策及多种留学渠道(如校际交流、地方集资等)，导致了“出国热”在全国急速升温。出国攻读研究生以上学位的人数开始大幅增加——时间战线的拉长使这批留学生的归国情况在当时难以明了。
在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的第三阶段，自费和公派留学的规模都在迅速膨胀。留学国度的多元格局开始逐渐成型。公派也逐渐发展为“国家公派”和“单位公派”两种形式。一些留学公派单位开始出现“轮流派遣”、“照顾出国”等现象。1986年，为弥补公派留学生中参差不齐、学非所用的弊病，中国政府进一步出台了“按需派遣，保证质量，学用一致”的政策。
这一时期的出国现象被民间戏称为：“派出去”取代了“嫁出去”。80年代前期，普通中国人踏出故土的主要渠道是靠婚姻“嫁接”。而“公派留学”和“出国考察”则改写了人们对海外世界的预期。一些没有恪守“不许打工”原则的公派留学生和带回免税“大件”的考察者，也给这个国家带回了更重的功利意识。
新政聚才
1992年初，针对海外留学生的复杂境况，邓小平促成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工作方针。
在其后至今的第四阶段，中国对公派出国的留学政策作出进一步的调整：1996年，成立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引入竞争机制，在国家留学基金资助的公费留学生选派上实行“个人申请、专家评审、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签约派出、违约赔偿”的新法，以取代过去层层计划分配名额的做法。国家留学基金管委会还同一些地方政府、部委共同设立了合作派出项目，使国家公费的做法向单位公派辐射。同时，按国家需要设立出国留学项目，并对公派出国留学实行贷款制，经济管理手段代替了行政管理手段。
根据1999年中国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共有近32万人赴海外留学，其中国家公派留学人员5万人，单位公派留学人员10万多人。近几年，国家公派出国人数一直保持在3000名左右，2003年增至3276 人，2004年达3630名。
政府间的教育合作项目，则最能体现公派留学近年的变化趋势。以前由国外政府出资的“援助型”项目正在减少，且向中国贫困地区偏重。而政府“互换型”项目则大有提升。目前和中国政府有协议的98个国家中，和中方互换学生、学者最多的国家是日本，双方每年有200多人交换。其次是德、俄、朝、荷、意等。过去由外方单独出资的项目，正向合作出资的方向发展。由美方单独资助20多年的“富布赖特”访问学者计划，即是去年之例。
据2003年的统计，中国改革开放迄今，出国留学人员已超过58万人，所有留学者中，15万人已学成归国。
国家留学基金管委会副秘书长杨新育认为，对中国来说，国家公派留学生项目，向来是同国家整体外交、经济建设和教育改革相配合的。公派留学是国家利益的一种体现，也是中国对自身发展需求的生动写照。(此文统计数据均指中国内地，不包括港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