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论坛
张冠赟（2003年布里斯托大学计算机硕士，目前在剑桥某IT公司当任工程师）据说想留在英国工作，必须要有一颗视死如归的心。“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往往得不到一份工作。这话对张冠赟非常适用。一次喝酒聊天的时候，他说，当初我揣着10000镑(学费10360镑)就从希思罗机场杀过来了。
2002年张冠赟在国内读完计算机本科，在大连的NEC公司干了1年的程序员。因为不喜欢日本公司，他到英国来寻求自己的发展。读书和求职的日子里，张冠赟一直靠打工支付自己生活费。
在读书的时候，张冠赟几乎每周都花去大部分课余时间打工，从take way到subway，被朋友称为“餐饮业巨子”。夜里回来，碰到朋友，常常说一些自己今天刚学的俚语。夏天的时候，同住一栋楼的朋友拿着他送的优惠券，跑到他打工的subway吃一顿99p的晚餐。
身材魁梧的张冠赟酷爱足球，刚来的时候，他很少去酒吧。但是，和喜欢结交朋友，碰到中国人“哥们”，“兄弟”招呼着；打工的经历让他的口语非常流利自如，他也非常乐意和外国人交流，逐渐喜欢上了英国的夜生活。
2004年，张冠赟顺利毕业。为了在英国工作，他利用剩下的时间继续在subway工作，同时努力地寻找一份工作。到了2005年初，和他同时来读计算机硕士的几个中国同学，纷纷回国了。只有他，还在每天打工，寻找机会。2005年1月，他在帝国理工举办的招聘会上找到了一份工作。
经济压力慢慢地降低了，他对英国的脾气却越来越大。在工作日渐有了眉目的时候，他一次在布里斯托学联的论坛上，他发了一张帖子，问“英国哪里可以买到有执照的枪支，可以打大象的那种？”
问及原因，他说，“那帮英国的teenagers太烦人了。每次去吃subway，把餐厅弄得脏兮兮，还问不可以不给钱。常常来捣乱，你还不能生气。现在终于可以不干了。”
目前，硕士能够成功在英国就业，是有相当大难度的。张冠赟分析说自，“我对公司特别了解，加上工作经验。我用的手机都是我们公司的系统，所以一直比较关注我们公司。那天招聘会，我和公司的职员谈了很久。”有了一份录取通知书，张冠赟还在等一份work permit，他说，拿到的那天，要请朋友喝酒。
Vivian（2003年伯明翰大学生物化学工程硕士，目前在西敏寺大学分子和应用生物科学系助研，博士生）
第一次碰到Vivian是在牛津。我在那里碰到了三位去旅行的来自伯明翰的中国学生。Vivian就在其中，她念的是生物化学工程的硕士，听说我拿了ORS奖学金，便很兴奋地问我怎么申请的。看得出是个特别执着读博士的女生，并不惧怕。
第二次见面，是在大英图书馆对面的星巴克咖啡厅里面，Vivian现在是在西敏寺大学攻读生物化学工程博士，同时找到了一份助研的工作，免学费读博士，年收入16K。这份工作是拿到了work permit的。Work permit是求职的外国学生最为关注的问题，它是外国人在英国工作的通行证。
2003年9月，刚刚大学毕业的Vivian从上海来到伯明翰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与绝大多数来英国留学的自费硕士生一样，打工，作业，讲座是她生活的三要素，除此外，Vivian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拿到一份奖学金，在经济上独立起来，让父母轻松一些，继续将来的博士学习。在快要毕业的时候，系里有位新来的director，愿意招收Vivian做自己的博士生，然而奖学金的问题却迟迟没有消息。
论文完毕后是一段所有人都要经历的空白期。Vivian一边打工，一边寻找奖学金和博士生的机会。她说，看起来新来的那位教授，似乎对学校的行政程序还不是很清楚，在为学生申请奖学金方面缺乏经验。为了保险起见，Vivian又通过自己专业的网络开始寻找其他机会。“你知道，我们这行在英国的圈子不大，我注册了这个研究领域的论坛。通过它，我联系一些单位。”
那段找工作的日子，每天晚上Vivian都要10点后才能回家，累得什么都不想做。直到一天，Vivian的男朋友对她说有封来自西敏寺大学的面试邀请信，就在第二天的上午。Vivian几乎是做着梦一样去了西敏寺大学的生物化学系，参加了一场面试。她回忆说，“当时我很放松, 因为是国际学生，反而没有了压力。不过，上次我问我们导师，他说那天我的表现很好。”
2004年10月Vivian来到伦敦，在MSN上她不停的改换自己的签名档。她说那时候呆在实验室，等着自己的工作签证，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拿到work permit 之后， work visa 也同样需要漫长的等待。
“那你那段时间靠什么生活？”
“我打工，还有一点积蓄。其实，打工挺好的。”
伦敦给Vivian的最初印象是乱糟糟的，很压抑，物价贵， 没有校园。 她现在还是很怀念在伯明翰的日子，“如果将来能够去北部做博士后，我想和男朋友买个房子。”她晃了晃挂在脖子上的staff卡，露出开心的笑。
Kent（2002年利物浦大学计算机博士，目前在布里斯托某IT企业工作）
Kent开了一辆新买的马自达来接我，车内放着一首90年代中期大陆的流行歌曲，他说现在的孩子喜欢周杰伦，自己却都不知道。我说，你是广东那边的吧。他好奇地说，你怎么知道。后来，他还告诉是客家人。
Kent和妻子去年在布里斯托的FILTON买了房子，妻子正在准备会计师考试。1997年，他从深圳来到利物浦大学攻读计算机硕士，还担任了当地学联的秘书长职务，“那时候，我常常去伦敦大使馆教育处，把电影片子扛过来，给学生放电影。当时利物浦的中国人还很少。”
1998年，Kent硕士毕业，和很多那时候来的中国学生一样，他想在英国找份工作。但是，没有结果。“我也参加了一些面试，但是都没有得到工作。现在想起来，还是我的英语不行。很多硕士都是这样的问题，于是我就继续留在学校读博士。”
在中国，Kent也曾经有过一次工作经历，第一天去公司报到，晚上回家时候收到一份来自利物浦大学的入学通知书，于是第二天他就向公司辞了职。这段趣事似乎暗示着Kent在英国的工作也一样充满了戏剧性。2002年，“等到我博士毕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英语和思维能力提高了很多，当时我得到了两个很好的工作机会”。一个机会是在布里斯托一家IT公司做工程师，一个机会是接受另外一家英国公司外派到香港的机会。Kent首先答应了第一家公司的邀请，但是，他的广东背景是第二家公司非常看重的条件，于是连续几次打电话给他，许诺说把年薪在增加5000英镑。Kent最后选择了在布里斯托，因为他觉得反口拒绝第一家公司不好，第二家公司可能也会对他个人信用有些看法。
2003年，Kent跳槽去了现在的公司，一家世界级IT设备供应商，有趣的是在他离开后，原来的那家公司倒闭了。
Kent几乎没有提到自己求职过程中的艰难，相反，他说在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自己常常是沉默地听别人，而现在，他更多的是和别人在工作大事小节上用英语争来吵去，“英国公司很看重员工的自信心和参与程度。多说话，意味着你对公司参与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