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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因学费问题起争执，24岁的旅日留学生汪某在上海浦东机场，众目睽睽下将刀刺向了52岁的母亲。这起“留学生刺母”案与前段时间“药家鑫杀人案”一起，再次掀起对中国式家庭教育的反思：究竟为什么会接连发生这样的悲剧?究竟是谁，让孩子们举起了那把锋利的刀?
不可否认，无论“刺母案”还是“药家鑫杀人案”，都是极端的个案。然而频发的个案背后，亦有使人担忧的中国青少年人格健康状况。《中国新闻周刊》走访的多位专家及机构均表示：社会转型期家庭教育的缺失，使得近十年来中国青少年的心理疾患呈加速发展的态势，此案中汪某的留学生身份，更应引起社会对留学生心理健康的关注。
家庭教育是一个家庭、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基础的一环。过去几十年我们对它的轻视，正在结出恶果，这个恶果隐蔽在一个个具体而鲜活个体的人格中，渐渐聚合起来影响社会的整体。失败的家庭教育没有赢家。孩子与家长，都是受害者。具体到留学生刺母案，尤为如此。
尽管在家属的申请下，公安机关已启动对汪某的精神病鉴定程序，但《中国新闻周刊》仍辗转获得汪某的生活片断，复原他的成长经历及家庭生活状况，以探讨造成这起人伦悲剧的深层原因。
刺母事件背后的家庭拼图
惨烈的现场背后，隐藏着一个悲剧家庭：暴躁的父亲，温顺的母亲，外表光鲜而内心千疮百孔的儿子
浦东国际机场2号航站楼的“会合点”闪着橘红色的光，背景是两个握手旅客的卡通图画。4月15日晚9点，一对香港来访的情侣在“会客点”前摆出握手的姿势欢愉地拍照。
但在15天前，刚下飞机的汪军军，就在这块牌子之下，把刀连续刺向他52岁的母亲，原因很简单：要钱不给。
据目击者称，汪军军所持的，是一把从托运的轻背包中取出的水果刀。上海市公安局国际机场分局也证实了这一点。
这块百余平方米的地方，距离国际出闸口约百米，是通往配楼的交通枢纽。灰白色塑胶地板，已经被清洁工打扫得没有血迹。熙熙攘攘的旅客，走过四周玻璃透亮的过道，可以看到上海街道的车辆。
目前，在家属的提请下，公关机关已对汪军军启动了精神病司法鉴定程序。
然而公众的疑惑却没有消失：一个刚刚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究竟在什么样的心境下，能在这种明亮舒适的环境里，将尖刀刺向母亲?
幼年碎片
这把儿子挥向母亲的刀，也出现在南京路电视墙播放的新闻片里。汪军军的大伯汪建良，恰好在上班途中看到了。
尽管新闻报道将人物面部模糊处理，但那熟悉的轮廓，仍让汪建良觉得像他的侄儿。当发现行刺的儿子是“汪某”，而受伤的母亲是“顾女士”时，他终于明白，家里出事了。
汪建良没想到，家里的事有一天会以这种形式为天下人所知。电视墙下，汪军军58岁的伯父站了很久。
汪军军已过世的爷爷汪政祥，和年过古稀的奶奶杨春霞，育有子女四人。长女汪建兰、长子汪建良、次女汪建琳和次子汪建新。
他们一度住在距外滩不远的北京东路一处老弄堂。楼高三层，楼梯近乎垂直，阴暗逼仄，踏在上面咯吱做响，门外经过的货车都足以让木质楼梯晃动。
门廊的墙上排列着众多铁皮邮箱，其中一个用楷体字漆着：“汪家”。汪家爷辈到孙辈，三代人都或长或短地在三层一间十多平米的阁楼里居住过。
奶奶杨春霞已经多日没有出现。邻居们虽然有些好奇，但想到老人最近常去子女家住，索性也不多问。这些天，邻居们一直在谈论着报纸上报道的“儿子刺母”案。然而直到有外人特意到来询问时，他们才惊讶地发现，故事的主角就是他们的邻居。
几十年前，爷爷汪政祥曾在巷口拖着铁皮车卖螺丝、修拉锁。如今，这条街依然是五金商贩的集中区。数百家店面，卖的是更新潮的金属零件。
汪军军是汪家小儿子汪建新的独生子，出生于1987年，不可避免地被全家当做掌上名珠。
军军对这条街很熟。10多岁起，他就经常到爷爷奶奶家，把自己丢到他们怀中。那时还念小学的军军，睡觉前会自己把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摆在床头，是个规矩的小孩。
2000年，爷爷在家门口注册了一家五金商店，注册资金5万元，并自己担任法人。
本来希望这家店能为全家人的生活带来转机，然而事与愿违，五金店并没有成为全家的动力源泉，而变成了一个家庭成员不断索取的“潘多拉的盒子”。
为了店面的经营权问题，子女们与父亲长年纷争不断，邻居们经常看到汪家成员脸上的指印，甚至裂口，都暗暗为这家人担心。
楼下一家的媳妇，有次亲眼看到汪爷爷与子女争吵，被顺着台阶推倒在她家一层半的厨灶下面，幸无大碍。这位邻居知道汪家人的脾气都比较暴躁，但她当时还是后怕得很：万一汪爷爷被她家灶上的开水壶砸到，不知道会伤成什么样。
军军便在这种吵闹的环境中长大。
他最后一次出现在这里，是今年春节从日本回上海探亲时。那时，他已从一个规矩的小孩子，长成为24岁的成年人。
“炸药桶”父亲
顾妈妈仍然躺在病床上，9处刀伤虽然没有致命，但十几天的休养并不能让她恢复元气，至今只能靠半流食物品来补充体力，虚弱的她甚至说句“帮我倒杯水”都很费力。
二十几年前刚刚出嫁时，她小巧精致，面貌娇美，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她 “阿华”。
阿华是个不辞辛苦、勤俭持家的媳妇。在家，她温顺地服从丈夫;在外，她也一直努力地为更好的生活而努力。
军军出生后，阿华和军军的父亲汪建新，曾在三口之家位于福建路弄堂里经营了一个小卖部，生意不差;几年后，阿华又做起服装销售，还当上一家国产高档服装品牌专营店的营销经理，每月收入7000元，比不上高级白领，但在上海普通居民中，收入也不算太低。
2007年，她娘家位于在地价飙升的虹口区苏州河畔的老宅被拆迁，让位于知名开发商的新项目，这给全家带来了还算丰厚的经济回报。他们并未用这笔款项购置新的房产，而是选择租房生活，因此，相比于过去，军军家的手头更宽裕了。
但对于这个普通的三口之家来说，经济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军军的父亲汪建新从小就渴望成功，争强好胜。作为家中的老小，他始终迫切地渴望去经营父亲的五金店，却总和父亲的想法矛盾，导致冲突连连。
在邻居们眼中，汪建新是远近闻名的“炸药桶”，是汪家最不稳定的因素。他个子不高，很瘦，看起来很精干。眼睛很大，平时眉清目秀，可一发起脾气，两颗眼珠子直往外突。一旦发生矛盾，即使面对的是家里人，从父亲到哥哥姐姐，他都不手软;在外面，他也经常用拳头解决问题。
他的脾气在阿华面前也没有收敛，常常因为一点小事就大发雷霆，有时还会举起巴掌。有一年，奶奶到他们租住在浦东的家来做客，仅仅因为谁来给气垫床充气这个小问题，汪建新发了脾气，还差点动手。
邻居们形容说，阿华在汪建新面前，就像“小鸡仔”一样顺从。阿华也想过要离婚，但不知何故，这个婚姻却一直在不断的冲突中继续着。汪建新去美国前的一个月左右，阿华还曾逃到外地，直到汪建新走后，才又回到上海。
这个脾气暴躁的上海男人，对生活的要求有点偏执：无论屋里屋外，他目光所及的一切都要整理得利落干净。每逢出门，他会讲究地穿上名牌西服，光鲜时髦。
汪建新喜欢大方地花钱，因此总感到钱不够花，拮据时则四处借宿。他工作不稳定，收入不多，因此更渴望财富，他常常研究彩票，梦想自己有朝一日成为那个幸运儿。
家里经营的小卖部最初生意不错，但随着连锁超市的普及，小卖铺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终于不能维持经营关了门。
之后，汪建新多次易工，为私人老板打零工，在医院做保安队队长，一度还找到了一份培训学校教师的体面工作。但他似乎对这些都不满足。
父权阴影
在军军面前，这位对生活要求苛刻而性格暴躁的人，更是永远不能违抗的父亲。
汪建新时常告诉军军：“你一定要比别人强，这样才不会被欺负。”
为了让军军身体强壮一些，他给军军制定了完整的健身计划：跑步、抬哑铃、练单杠……只要是学习空下来，就进行这样的训练，因为他认定：个子小就会被欺负。
为了让父亲满意，汪军军在各方面一直很努力。大概是继承了父亲的风格，军军对每一件事都要求甚高，要强而倔犟。据说，他遇到无法做好的事情时，还曾用头去撞墙。
虽然汪建新对军军各方面始终不满意，但亲朋回忆，直到初中，军军的成绩在班级里还算名列前茅，家人也都认为军军可以考到重点高中，尤其是汪建新。
或许是压力太大，中考前，军军成绩不断下滑。这激怒了争强好胜的父亲，军军因为成绩不理想也没少挨父亲的打骂。
他最终没能考上重点高中。结果出来后，汪建新指着军军额头骂个不停，“没出息、太笨，葬送了前途”。或许因为太生气，他甚至对军军填报中考志愿都不理睬。
无助的军军只好到奶奶家寻求安慰与帮助。正在奶奶家的大伯看到可怜兮兮的军军，便拉起他说：“你爸不管，大伯带你去。”
2002年，军军入读了上海一所名声不错的职业学校，并选择了汪建新期望的商务英语专业。
但中考失利一直是汪建新心里的结。他对这家中学也心存不满，坚持认为从这样的学校毕业不能出人头地。他以自己的人生经历总结出儿子的出路：学商，出国，挣钱。
在汪建新的强烈要求下，2006年，军军从尚未毕业的大专退学，辗转去了日本。汪建新本人也经朋友介绍，在2009年底，只身前往美国打工，要去赚人生的第一桶金。
然而这次妻子和儿子一起出事，身在美国的他至今没有现身。
孤独的留学
军军的独立，是在东京真正开始的。
2006年，已嫁至东京的大姑汪建兰为军军担保留学，并安排他进入东京一家国际语言学校的日本大学预科班。两年后，军军通过了入学考核。2008年，21岁的军军迈进了私立日本大学经济学部的大门。
尽管出国留学也是父亲为他设计的，但是这似乎并不妨碍军军享受远离父权的自由空气。
军军最初借住在大姑家。不久，他就决定独自居住。他的房租是每月人民币12000元左右，据了解日本情况的人士介绍，这比普通中国留学生租房花费高出很多，相当于东京普通白领阶层的房租水平。
在穿着打扮上，军军倒是越来越像升级版的汪建新。他很讲究品牌，衣服也越来越多，时髦的穿着配上帅气的外形，汪军军开始吸引女孩子的目光。
和这个年纪的孩子一样，军军也喜欢和同学或者兄弟姐妹们相约一起去K歌，堂哥说，军军唱歌很好听。
去日本留学后，军军每年都回上海探亲一次，回来后经常会豪爽地宴请家里的兄弟姐妹。在这很少的接触中，家里人明显地感到，军军成熟得相当快，已经完全不是他们记忆中的那个乖巧规矩的小孩子。
大伯汪建良还记得，今年春节，军军回家探望奶奶，他也赶去相聚，一进门，一脸成熟男人气息的军军就爽气地拍他的肩说，“走，咱们出去吃，我请客。”汪建良指了指奶奶刚烧好的一桌晚饭，说：这不是奶奶刚做好饭菜吗，还是应该在家里跟奶奶一起吃饭。
大伯觉得二十多岁的侄子身上越来越多地出现了汪建新的影子：手上若是充裕了，便显得很大方;拮据时，又不免有求于人。
在这五年的留学生活中，家人有时会劝他：“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要多读书，没事就不要总回来了，来回的路费比较贵。”但很明显，军军对这些话没有放在心上。
军军在日本的学习及生活情况，家人都不太了解。家人知道的唯一情况是，军军曾对一位堂兄提过，有的同学对他不友善，经常因为一些小事陷害他。堂兄则劝他现实一点，在异国他乡，应尽可能低调。
最明显的变化大概发生在今年春节。
原本健谈的汪军军，变得有些沉默，曾跟小姑姑说：“耳朵里好像装了机器，总有声响。”
最近一次回家，大伯与他聊天，他忽然大笑起来，笑过后又戛然而止，而那个话题并不好笑。军军也曾跟奶奶说，“我不知道怎么了，我控制不了。”
大家觉得有些奇怪，但谁也没在意。谁也没想到，两个月后，会发生浦东机场那疯狂的一幕。
曾经散落在上海、美国、日本的一家三口，今天终于有两个聚在了同一个城市。只是，一个在看守所，一个在医院。
医院里瘦小的阿华，并不认为自己会失去儿子的爱。“他是个好孩子，我们母子感情很好的。”她曾坚持表示，“我不怪他。”
4月19日的上海浦东机场，到大厅的人们继续着他们奔波的脚步。而在一旁的等待区，一位年轻的母亲正在一口一口地喂着她漂亮的混血小女儿……
(本文内容均来自当事人家属、邻居、朋友所述。因涉及采访对象的家庭隐私，文中人物姓名均为化名，实习生翟小瑶对本文亦有贡献)
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像大海一样有深度，有鱼又有草，一颗小石子落在里面激起的小小波澜，会很容易消失掉;但如果只是浅浅的水坑，一滴水珠也能泛起很大的波澜
一把明晃晃的水果刀，接连刺向顾妈妈的身体，一刀、两刀……一共九刀。大庭广众之下，母亲倒在血泊中。事后，伤心欲绝的母亲躺在医院里告诉媒体，她看见儿子从包里取东西，“不料，他拿出了把刀向我刺来。”
这把刀不只刺伤了一个母亲的身体，也刺痛了备受责难的中国式家庭教育。
3000万青少年困惑正在加速
儿子快要上小学了，王占郡发现，他不愿意跟其他小朋友玩。全家一起外出，儿子见陌生人也比较害怕，不愿意和别人交流，学校发给家长的联络本上，很多签字是由儿子代替家长签的，等等。
12年前，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的王占郡还在深圳创业，那时他关注的是通信、自动化控制和互联网这些蕴藏着无限商机的领域。但当他突然回头去关注儿子时，发现孩子正在沿着他并不认同也不能接受的轨道发展。王占郡为此震惊，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的失职：“我没有关心他的情绪和性格的培养，没有关心他的社会关系和情感情绪方面的东西，这给孩子带来很大的伤害。”
王占郡突然意识到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其实早已广泛存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转型期特殊的社会环境，这个问题似乎愈来愈严重。
“我关注这个问题至少有十年时间了，现在有加速度的趋势。”上海社科院青少所所长杨雄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相比十年前，现在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更加突出，如焦虑、睡不好觉、学习压力、人际交往退缩等等。中国儿童中心2006年发布的《中国儿童的生存与发展：数据与分析》报告显示：中国17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中，至少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的困扰。(本刊记者/杨正莲 文/周丽)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杜亚松也持同样的观点。他对媒体表示，青少年心理疾病患病率正不断上升：“上世纪80年代，青少年前来就医主要是解决多动症问题;90年代中期，一些青少年开始出现情绪障碍和行为困扰;21世纪初期，近1/4的就诊青少年出现情绪障碍和行为困扰，近几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近1/3，这个发展趋势很令人担心。”
另一个使人担忧的问题是，这些问题在中学阶段没有明显的症状，反而是在大学阶段才露出头角，其中一些发展成严重的人格问题。
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一份于2010年1月完成的《青少年健康人格调查结题报告》显示：中小学生的人格心理问题并不严重;高中虽是问题高发阶段，但因高考被掩盖;而进入大学则表现明显。
这份报告随机选取了北京市、辽宁省大连市、吉林省长春市、山西省太原市、贵州省贵阳市、湖南省长沙市五个地点，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了当地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学生，共发放了3500份问卷。调查内容涵盖了学习、情绪感受、人际关系、自我管理能力、性健康知识等五个方面。在被调查的大学生中：一半对未来没有明确规划;三成与父母不沟通，有四分之一与父母出现矛盾才主动沟通;近一半在社会交往中缺乏安全感;有一半对生活不满意;约两成对现实生活感到空虚不安;六成大学生觉得孤独;有八成认为社会不平等，他们中还有的已发展成愤怒情绪。
转型期的人格教育缺失
同大多数家长一样，王占郡当年忙于事业，因为觉得事业应该是第一位的，“爸爸妈妈就应该是忙忙碌碌地赚钱，工作起来很牛，孩子就请老人过来帮忙带。”王占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和孩子住在一起，但我们不是孩子身边最亲近的依赖对象，如果孩子认为家里哪个人离开他最难过，肯定不是爸爸和妈妈。”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许许多多个王占郡们的奋斗下，中国已然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高效的经济发展，需要具有高度竞争力的人们投入其中，被这种趋势裹挟的成人，又不可避免地将这种竞争压力传导给孩子。在这种竞争逻辑下，学习成绩成了衡量教育成功与否最重要的标志，而钢琴等所谓的特长也成了提高竞争力的筹码。
北京师范大学人格课教师王芳认为，这样的教育使得孩子从小学会的是“注重外部的标准和目标，比如成就，比如拥有什么东西，也导致孩子把人生价值建立在这些东西上面”。她说，社会正处于复杂的转型期，没有人认为社会大环境和教育体制可以一夜之间被扭转或打破，但父母可以在家庭教育中弱化大环境的影响，“更强调内心的关注和成长”。
事实上，孩子们并非真的抗拒学习、竞争这些社会上认为使他们厌烦的事物。《青少年健康人格调查结题报告》显示：大多数小学生喜欢上学，他们焦虑的主要原因不是害怕学习，而是担心因考不好带来的家长的责骂，大多数小学生对成绩很在意，并且会在成绩不好的情况下从自身做起，主动想办法。而这种学习态度又直接影响到情绪。感到愉快和自豪的小学生主要是学习成绩好，他们的积极情绪里边一半来自学习。学习对情绪的影响，从小学一直到初中、高中、大学，继而影响到人际交往等各个方面，而学习的热情却在岁月的打磨中起伏不定。
这种对学习成绩和考试分数的追求，主导了孩子从小学到大学的整个成长过程，并不可避免地牵引了整个社会的教育资源。本来应该对人格教育承担主要责任的家庭教育，也不得不为学历教育服务。“一方面要听从学校教育，一方面学校教育又听从家长的，情况越来越复杂。”北京师范大学教科所副所长陈建翔认为，在这种教育局面下，“人格教育是失败的、缺位的。”
“中国父母是不懂得爱的。”在陈建翔看来，中国式父母的爱缺乏慈悲心、平常心和公正心，而且很狭隘，“其实是爱自己，爱自己的想法，然后寄托到孩子身上，当孩子达到要求的时候就爱，达不到的时候就恨，是一半恨一半爱，带有太多个人的目的和功利在里面。”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主任史占彪则将这种教育称为“没有深度的教育”和“没有哲学理念的教育”。“现在是有知识没文化，没有德性的功底，没有思考，就是就事论事。比如吃饭是为了有营养，为了长身体，这样才能奋斗，但孩子不会享受吃饭的乐趣。事事都这样，孩子就找不到生活最原始的乐趣，只能生活在一个很肤浅的境界里。”他解释说，“拿水来比喻现在青少年的生活，如果像大海一样有深度，有鱼又有草，一颗小石子落在里面激起小小的波澜，会自己化解掉。但如果只是浅浅的水坑，一滴水珠也能泛起很大的波澜，所以容易出现攻击、冲动，容易出现兴奋，容易把小事儿弄大。”
带着伤痛独自上路
中国国力的增强，以及国外高等院校对中国的开放态度，使得中国的留学生群体越来越庞大。
根据中国教育部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3月，中国海外留学生人数在2009年已达22.93万人，同比增长27.5%，而这一趋势仍在不断增长。来自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IE)的最新《2010门户开放报告》显示，2009～2010学年，美国高等教育机构里注册的中国学生人数已经从9.85万人增至12.76万人，比上一年度增加了29.9%，中国已取代印度成为美国国际学生最大的生源国。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主任史占彪认为，在少年时代责任教育、家庭教育不到位的情况下，将孩子送到国外留学，也许并不能使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可能还有副作用。“他去干什么呢?他去学一个东西，但学完了干什么他也不太清楚。以前说为中华崛起而学习，为谋生学习，现在都没有了。现在就是为了学习而学习。为了拿个成绩而学习。因为工作有人找，什么都安排好了。他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去做。虽然每天很忙碌，但不知道为什么忙碌的人最可悲也最可怜，他的心灵是空虚的。”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临床心理学博士徐凯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接触到很多家长，将孩子送出去读书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家长自己无法解决家庭中的亲子关系冲突和矛盾，因此选择与孩子分离作为解决办法，固执地以为，花钱送孩子出国去受好的教育，可以解决家庭内部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对问题的逃避。亲子关系的问题，早期教育的问题，不会因为孩子出国而解决，反而可能会使问题越来越糟。”
其实，此次“刺母事件”发生前，中国留学生因一点小事发生恶性事件陆续有报道。
2011年3月，25岁的上海女留学生陈豪，在瑞典小城厄勒布鲁被同班同学、上海籍男生小军(化名)连捅十几刀不治身亡。
2010年11月，加拿大密西沙加市一华裔留学青年因与女友发生口角，用椅子猛击女友头部，因失血过多，女友抢救无效死亡。
2010年11月7日深夜，两名中国留学生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一家日本餐厅厨房争执继而发生打斗，25岁的天津留学生将27岁的沈阳留学生刺成重伤，警方事后对前者控以二级谋杀罪。
2010年1月12日，法国佩皮尼昂大学发生中国留学生杀人案，一名26岁的中国留学生持刀刺死该大学一名女秘书，另有三名教师被刺伤。
2009年1月21日晚，弗吉尼亚理工大学25岁宁波籍男生朱海洋斩杀了来自北京的22岁女生杨欣。警察于事发后一分钟赶到时，凶手正捧着受害人被割下的头颅，束手就擒。
……
“这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在上海社科院青少所所长杨雄看来，尽管矛盾爆发在国外或留学期间，但根子却是在国内的幼年教育中的缺失，家长过度保护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哪怕高中学业已经完成，人格的心理年龄和社会化年龄也可能是不匹配的。“因为心智的成熟、心灵的教育，如果没有受到科学的引导，是不会随着生理的成熟而成熟的。”
在徐凯文看来，刺杀母亲的汪某至少还在国外坚持了几年，学了语言，考上了大学，他了解到的更多例子是，父母辛辛苦苦把孩子送到国外，孩子无法面对所处的环境，不能坚持到学业结束就草草收兵，继从国内的教育中逃离后，再次从国外的教育中“逃”回来。
杨雄认为，现在不仅是反思中国式教育的时机，更需要对中国留学生输出这种社会模式进行评估。如果继一味地追求将孩子送进国内高校之后，再发展为一味地追求将孩子送到国外高校，而不考虑孩子自身的意愿、感受和心理状况，也许出现更多的悲剧。
父母儿女皆祸害?
专家们感到如此普遍而又混沌的状态，却并不能引起广泛关注，人们甚至会认为这与自己无关。王占郡曾经也是如此，直到他发现“父母皆祸害”豆瓣小组。
“父母皆祸害”豆瓣小组，创建于2008年1月18日，截至2011年4月18日有超过36000名注册成员。那里聚集了一群在父母子女关系中受到挫折、苦苦思索出路的年轻人，他们自称“小白菜”，在小组里倾诉自己的无奈、挣扎和绝望。
然而当王占郡和一些父母谈及“父母皆祸害”小组的案例以及“小白菜”们的反应时，很多父母都庆幸而轻蔑地笑了，认为自己的孩子是幸运的，这个小组和自己没有具体关系。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女孩的妈妈发现了这个小组，并向女儿炫耀自己教育的成功和女儿的幸运，殊不知这个女孩一来到小组就像找到了组织，声泪俱下地倾诉自己的遭遇。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继“父母皆祸害”小组后，豆瓣又出现了“反父母皆祸害”小组以及“孩子皆祸害”小组，用以倾诉父母的挫折和遭遇。对此，心理学家们认为，无论对谁，都不应以批判的态度来对待，而要以理解和同情的态度进行探讨，因为无论是父母，还是孩子，都不是主观地要造成这种“皆祸害”的结果。
史占彪指出，现在的孩子跟过去不一样，以前的孩子要承担起很多使命，比如照顾家，照顾弟妹，还要考虑很多现实的生活问题，比如同学关系、同事关系、家族兴旺等等。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起来麻烦，是负担，但实际上也教会孩子承担责任。“现在的孩子已经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一切都有人帮他安排，他就找不到意义和价值。”
史占彪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70后的焦虑，是焦虑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结果，而80后和90后的焦虑，是没有什么需要应对，他们的口头禅是：“没劲!”于是焦虑便转向抑郁，他们不知道生活为了谁，也不知道自己是谁。
并不是只有中国专家在关注中国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澳大利亚一位社会学家看到中国独生子女生态环境后，与中国同行合作进行了一项研究：在中国和澳大利亚做同样的儿童试验：告诉孩子们，你眼前就是你喜欢的巧克力，但如果能坚持 15分钟，你能得到更多巧克力;如果熬不到15分钟，最后就只有眼前这一颗巧克力。
这项研究的结果是：80%的澳大利亚孩子能坚持到15分钟，而中国孩子中，熬不到15分钟的高达66% ，坚持15分钟的只有34% 。
这个研究表明：中国当前一代青少年的自制力很低。而自制力低的人习惯于“眼前怎么舒服就怎么来”，不顾及远期目标。这也许印证了当前许多中国青少年的生活现状：眼前上网玩舒服就上网，连上班时也不例外;眼前吸毒舒服就吸毒，不是不知道网瘾的坏处和吸毒的后果，只是忍不住。在社会心理学领域，自制力低下所带来的行为后果有：缺乏宽容、没有远大目标、心胸狭窄、贪玩、自私、丧失自尊等等。
如果家庭教育的结果是父母儿女都认为对方皆“祸害”，那将是一个可悲的“双输”局面。
值得庆幸的是，不断有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当年对儿子很不满意的王占郡，为了尽到做父亲的责任，走访了不同国家的多名家长和学者，投入近十年的时间研究家庭教育。如今，身为某天使投资机构总裁的王占郡，同时也是小有名气的儿童教育专家，他在深入接触研究豆瓣网“父母皆祸害”小组之后著书《父母皆祸害?》。
“这是一个绝对和你我有关的话题，这是一个大家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序言里，王占郡提醒读者：作为已经为人父母或即将为人父母的你来说，无论你多么委屈、多么无奈，你都不能回避“我是不是也在‘祸害’孩子”这个问题。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教育体制能完美地解决每个孩子的个体问题，一个孩子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他的父母和学生生涯中的几位老师，这些构成的是一个“教育小环境”，这个小环境的生态，是影响孩子成长的决定性因素
不是爱得太多，而是自由太少
中国新闻周刊：留学生上海机场刺母这件事，你是如何看的?
尹建莉：这个案子我也是局限于目前媒体报道的只言片语。我注意到一点，这个孩子是在高考失利之后选择的留学，虽然留学是否来自家长的压力还有待了解，但至少这个时候，让孩子带着高考创伤就去一个全新的陌生环境读书生活，会给孩子心理造成更多的伤害。
媒体报道中也提到，孩子曾经表示过想退学，但家长依然坚持让孩子留在日本读书。现在很多家长认为哪怕倾家荡产也要把孩子送到国外去接受教育，殊不知如果孩子在之前的教育中没有形成良好的品格，出国读书对孩子只有压力。家长的一片苦心，以及为此付出的辛苦，都变成了一种沉重的压力，直到崩溃。
小汪和药家鑫这两个孩子面对问题时，都选择了用暴力来解决问题。药家鑫为什么会杀人?撞人是个偶然因素，他即便不撞人，如果是遇到别的类似的事，他的处理方式不会比这好到哪里去，这背后有其必然因素。
报道中提到药家鑫的法庭供述：“从小到大，我生活几乎除了学习以外就是练琴，妈妈陪我练琴，小的时候每周练琴，为了练琴，妈妈都会打我。”
父母与孩子这样的互动往往对孩子的行为起到这样的示范效应：当事情无法解决时，可以选择暴力。一个依靠暴力教育孩子的父母，造就的是心理和性情相似的孩子。
药家鑫还说跟父亲关系紧张。他对父亲的评价是：非常严厉，不允许出错，凡事都要求他超出他人，尽善尽美。这些要求带给孩子的只有压力和被管制的不自由感，孩子自然就会产生抗拒。这样的父母教育是暴力教育的典型，暴力教育能让孩子变得顺从，不会让孩子变得聪明和懂事;能让他们变得听话，不会让他们变得自觉和上进——暴力教育能得到一些暂时的、表面的效果，但它是以儿童整体的堕落和消沉为代价的。
暴力教育的根源就是“家长强权”。在家庭教育中“家长强权”是最隐蔽也是最锋利的刀子。家长强势的典型表现就是对儿童自由意志的剥夺，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孩子懦弱、逆反、没有上进心等等。
这些年来，人们一谈到现在孩子们普遍存在的问题时，都说孩子是被“溺爱”坏了。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归纳。结果，有人为了不溺爱，就更严厉地要求孩子。当然，这样做的后果可以想象出来，就是孩子更不如意。其实，只要是正常的爱，给孩子再多也不会把孩子爱坏了，因为没有爱就没有健康成长。如果有些 “爱”让孩子变坏，那肯定不是“爱”，只不过是披着爱的外衣的“过度管制”，比如小到吃饭、大到上什么课外班或选择什么专业，家长都要孩子按自己的想法来。
不间断地监视和发号指令是教育吗?
中国新闻周刊：你提到家长强权会造成人格问题子女的问题，有比较具体的例子吗?
有一位母亲，毕业于名牌大学，工作出色，人也漂亮，为人处世都不错，是个近乎完美的女人，也是个理想主义者，在爱情上奉行宁缺毋滥，一直蹉跎到 36岁才结婚。这些年她同学们的孩子已一个个上了小学，甚至上了中学，大家聚在一起经常感叹孩子如何难教育，她当时在旁边听着觉得不相信，小孩子会那么难教育吗。她婚后有了个儿子，中年得子，爱得要命。
她读了很多家教方面的书，知道早期启蒙特别重要。孩子还在襁褓中，她就给他读唐诗;孩子刚学说话，她就天天用中英两种语言和他说话。她儿子也表现得聪明伶俐，上幼儿园后，有一家心理研究所来幼儿园采集数据，对孩子们进行了智商测验，结果当然是保密的。但后来园长悄悄告诉她，她儿子是全园第一名。她觉得自己是个成功的家长，相信自己倾尽全力，一定会教育出一个出色的孩子，甚至是个神童。
她把所有的心思都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大到说话如何发音标准，小到如何抓筷子如何玩耍，都进行着认真的指导，只要孩子哪些地方做得不好，她就立即指出来，并告诉孩子应该如何如何做。如果孩子的一个缺点重复犯了三次，就要受到批评，三次以上，每犯一次就打一下孩子手背。
她说，我打他手背一下又不痛，只是希望孩子在这样的要求越来越完善。手背挨打的事总会有，打翻饭碗，牛奶没喝完就玩去了，见了阿姨没问好，昨天学的单词今天有一半没记住等等。
但令人奇怪的是，她的孩子却越来越差。刚上小学时，是班里前三名的学生，到小学六年级毕业时，反倒成了倒数第三名。现在这个孩子已上初中，各方面仍然毫无起色，即使是从小就学习的英语，成绩也总是很低，而且性格特别内向，既不听话，又显得很窝囊。
其实，这位母亲在孩子面前一直扮演权威。她自己或许不是这么认为，但只有权威才有资格对别人不间断地监视和发号指令。指令和监视是教育吗?不是!教育如果这么简单，每个家长都可称心如意，世界上就不会再有恨铁不成钢的悲叹了。
就人的天性来说，没有人喜欢自己眼前整天矗立一个权威。所有对权威的服从都伴随着压抑和不快，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内心的冲突——孩子当然不会有这么清楚的认识，他只是经常感到不舒服，觉得做什么事都不自由，又不能令大人满意，这让他感觉很烦，于是他慢慢变得不听话，没有自控力，不自信，笨拙而苦闷。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汪某已经启动精神病鉴定程序。我们知道精神病是有家族遗传病史的，倘若汪某经过鉴定真患有精神疾患，那么讨论家庭教育是不是就失去实际意义了?
尹建莉：我不认为精神病是有遗传性的。通常精神病患者向上追溯会发现有精神病史，所以普遍认为精神病有基因遗传性。
但在我看来，精神病是心理损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一种激烈反应。一个心理有过创伤的人，在与人沟通中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问题，这样的人在家庭教育过程中，更会在很多环节对孩子的心理造成损害。
有研究表明，当母亲是精神病患者时，将她的孩子从幼年时期就与母亲隔离，换到一个健康正常的家庭中抚养，这个孩子是不会出现精神病症状的。
可以说每一个精神病患者和罪犯的背后都有一个扭曲的家庭教育。
家长应学会与孩子一同成长
中国新闻周刊：当前有很多关于教育的批评，有观点认为现在的大环境造成了当前的问题，家长不得已而为之，你怎么看?
尹建莉：世界上没有任何教育体制能完美地解决每个孩子的问题。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所接触到的最重要的是他的父母和学生生涯中的几位老师，这些构成的是一个“教育小环境”，这个小环境的生态状态，才是影响孩子成长的决定性因素。
很多家长会说，现在的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孩子如果教育不好，将很难立足。这忽略了一个问题，一个人是由“自然人”和“社会人”两方面构成的，在幼年时是以“自然人”状态存在的，而我们却在用“社会人”的标准来要求他。
人性又分为“善”“恶”两面，家长在孩子成长阶段，一定要尊重人性，同时引导孩子人性中“善”的一面的滋生。但如果方法不当，刺激了他人性中“恶”的生长，像小汪和药家鑫这样的罪恶行为就会出现。
我认为刺母事件和药家鑫事件都是偶然事件，他们的恶行无关“社会”，也无关“教育”和“时代”。我们应该从这些恶性事件中看到，重要的是他成长的“小环境”出了问题，而这个“小环境”的主要营造者，就是家长，这样才能真正找到问题的根源。
这样说，似乎在给药和汪的家长伤口上撒盐。但不能因为家长是无心之错就绕开他们的错误。这一次绕开了，会让更多家长糊涂地也把孩子送上绝路，不如狠心做一个解剖。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教育问题的批判与反思，这几年不曾停止过，而这些批判与反思却使得家长们越来越困惑，越来越不知所措。当面对孩子问题时，家长究竟应该怎样做才能使家庭教育得当呢?
尹建莉：家庭教育是一门艺术。谁都不是天生的教育高手，也都不是天生就会做家长。家长教育孩子的过程，其实也是与孩子共同成长的过程。
家庭教育对孩子道德和心理产生影响的主要有三个途径：第一，家长如何跟孩子相处;第二，家长的榜样作用如何;第三，孩子是否从小有足够的阅读，他的精神生活是否丰富。
从第一点来说，我国直到现在对打孩子仍持暧昧态度，甚至有些“教育专家”宣称孩子是可以打的。打孩子根本没有任何教育要素，会从根本上损害孩子的心理健康，它唯一的作用就是让家长出口恶气。我可以确定地说：每个行为粗暴的孩子或成年人背后，一定有个粗暴的家长，他的成长中一定经历了许多粗暴的对待，他的暴力行为只是家长坏行为的翻版和放大。
从第二点来看，古人已有精辟的总结：言传不如身教。很多家长所能想到的教育手段就是“讲道理”。其实，心理学研究显示，讲道理无法起到实质作用，远不如家长加强对自身的约束和管理，给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不希望孩子发脾气，就先消灭自己的脾气;不希望孩子懒惰，自己就不要懒惰;希望孩子听话，自己就不要强权，要学会“听话”。
一个孩子品行出现严重的问题，多半是家长的言与行分裂的后果。比如，我们告诉孩子要团结友爱，可一遇到桌子磕碰了孩子，人们就打桌子;遇到自己的孩子和小朋友或同学发生冲突，就急于以一种对立心态来处理问题。有的家长从我书中看到“给小板凳揉揉疼”，觉得很好，立即学来了，可有一天孩子不小心打碎了一个花瓶，就会严厉地责怪……家长言行分裂，会扰乱孩子的价值观，孩子的心理问题也会就此产生。
说到底，无论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核心只有两点：自由与尊重。这两个词非常简单，但理解不容易，真的做到更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