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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高中、初中生加入了“弃考一族”的行列。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高考弃考人数达到84万，而今年预测弃考人数接近100万!其中，因出国留学而选择弃考者达 21.1%。相关统计数据，也力证这波“弃考留学潮”的冲击力：今年中国低龄学生出国留学人数达到近年来的最高峰，赴海外读高中的学生比往年增加两到三成，高中毕业参加“洋高考”赴海外上大学的学生，比往年增加一成多。
不管是通过留学中介抑或直通车，还是以国际学校为跳板，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送幼小的孩子独自出国，是一次重大的人生规划，也是一项巨大的风险投资。但是，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越来越多的中国新富甚至中产家庭，依旧宁愿花费几十万甚至几百万，送孩子走出国门接受国外的教育。个中原因在于，他们对中国的教育体制、对中国高考评价体系、甚至对中国的大学失去了信心。
伴随中国幼童留学潮的是第三波移民潮。不同于第一拨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和第二拨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根据中国社科院《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第三波移民潮正悄然兴起，其主力转移到了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上。为避免把孩子孤身扔在海外，他们希望孩子能在自己的监护下完成学业，举家移民成了这些中产家庭的新选择。
百万考生弃考留学
2009年，84万高考生弃考，而今年，这个数据可能突破百万。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大中城市中，放弃国内中高考转而选择出国留学的学生，正以20%的速度增加，弃考留学蔚然成潮。
七月，正是千万中国考生和他们的家庭被大学录取的时节。
今年，却被去年那区区84万人的“零头”先声夺人，他们是“弃考一族”，无意去挤千军万马争过高考“独木桥”，更无须去赶“一毕业就等于失业”的悲哀远景。
84万人的数据，得之于这样的减法：2009年我国有834万应届高中毕业生，而其中报名参加高考的为750万人。今年，弃考人数更可能突破百万。
6月中旬，高考成绩公布后，坊间对广州没出高考状元另类解释为，“状元出国了”。同时，人们也不时听闻重庆等地个别学校，整班几十名学生同时出国上大学的消息。
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中城市的公办重点高中，放弃国内高考转而选择出国留学的学生数量在增加。上海市教委国际交流处发布的留学调查报告显示：出国留学生当中，15岁到18岁占了近三成。
中国的人文传统奉行由“家”而“国”而“天下”，留学却剪出三者之间的一条捷径，有人通过它绕道高考，直插中国现行教育体制的背后;有人欲通过它跨越中西隔膜，挤身具有全球化品格的世界公民。
其实，中国第一批清朝留学生就可称是低龄留学。自1872年起的三年间，经容闳提议，曾国藩、李鸿章奏请清廷批准，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多在10至16岁之间。这些娃娃们肩担洋务派“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与中国”的期许，在当时的舆论看来却更像是一桩赴蛮夷之邦的苦差。
斗转星移，如今的出国留学已是人人欲得之的香饽饽，从公派转为个人行为，更有父母不惜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接受世界名校的教育。
新东方教育的统计数据显示，自2003年以来，赴英美加澳读本科的学生数量持续增长，占到了所有出国留学人员的五成。而自三年前美国高中教育对中国学生开放始，低龄学生出国留学达到近年来的顶峰。
综合上海、北京、广东三地多家留学中介的数据，高中毕业参加“洋高考”赴海外上大学的学生比往年增加一成多。
铁了心要出国读本科的高二学生寇睿琦，已经寻觅一所美国高中的交换生机会多时。去年夏天参加“哈佛模联大会”巡游美国高校的记忆，还停留在她的鼻腔里：“你在校园，闭上眼睛嗅一嗅那里的味道，太不一样了。”
事先张扬的“弃考”
七月，校园操场上的野草还在兀自疯长，下一拨孩子接替前脚刚走的学长，也将迈入“毕业班”的行列。
参加完高考的学生正焦灼地等待录取通知书，而高二学生则要为“文科还是理科”的选择挣扎。
上海四大名校之一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学，高二的十一个班级，在这个暑假过后，将被分成两个预录取班和九个平行班，再以高考加试科目的不同，划分为物理、化学、历史、政治等班级。
从那一刻起，同学们就将与大学的专业录取、未来的职业取向、乃至人生规划对号入座。也正是在这个时段，“高二下学期，到高三上学期，是学生流失的高峰。”复旦附中教务处的徐老师说。
寇睿琦还在寝室里和同学们复盘这次期末考试，每当大家的答案相合，她都会大口喘息，作如释重负状。“睿琦，你还有什么好紧张的?”
虽然作为分班依据的此次考试结果，无以影响到她的高考起点，但这个女孩暗自较劲着“平均绩点”。申请高三赴美国高中交流学习，意味着由每一次平时考试牵动的平均绩点上下，都会关系到国外录取考官对她的评价。
寇睿琪的书架已经打包净尽，案头唯留一本被称为“红宝书”的美国大学入学考试词汇。在同一栋寝室楼里，有几张宿位已腾出了近一周。寇睿琦的几位同学干脆选择了休学，踏上各自的出国求学之路。陈之问就是其中之一，她的投考方向是英国牛津大学。
据陈的班主任胡小群介绍：今年他班上45位学生中，已有4位先后休学，选择放弃高考，转而准备留学国外。而这一比例在年级中约占20%，“很自然，人往高处走，我们的尖子生都以美国长春藤高校为目标”。
校方的一组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放开高中生留学以后，复旦附中每年有四五十名学生，最终被世界排名前五十的国外高校录取。近五年来，每年都有10%左右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不报名参加高考。这一数据比上海市的平均比例高出了近三倍。
而在五年前，该校每年的出国留学人数还只有零星的十来人，且多由公派或校际合作的模式成行。
出国梦
寇睿琦的小学、初中阶段教育，是在河南完成的。为了投考上海“四大中学名校”之一的复旦附中，她早早就当上了“考试移民”。在高三分科的节骨眼，孩子却提出弃考留学的想法，让父母顺理成章的“复旦梦”破碎。
“如果不是来到复旦附中，我恐怕不会有出国读书的念头。”寇睿琦说。这两年间，不仅学前课后，常有国外的名牌高校前来设摊宣讲，每次一两个金发碧眼的老外，架起一面面花花绿绿的校旗，“能不看得我们心旌招展么?”再加之耳濡目染校友的留学经历，其中有一位甚至以哈佛大学中国招生负责人的身份归来。
在7月3日落幕的第十一届“中国国际教育巡回展”上，来自国外高校、留学中介和语言培训机构的招生人员，几乎言必称“留学要趁早，高中刚刚好”。
新东方在北美的独家代理机构、美国波士顿教育集团副总裁黄解释说：以他们运作韩国学生赴美12年的经验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决定了中国留学生的低龄化倾向不可逆转，将由目前的本科、硕士为主，扩展到中学阶段。
而一些及早行动的父母，更是四处打听出国读小学、初中的情况。新加坡因为相对低廉的价格(学费每年1万元人民币)，贴近华人社会的严格管理，和毕业后充沛的工作机会，成为很多小学生出国第一站。
几乎是中高考成绩公布的同时，打着各种旗号的留学教育展就将在全国各地铺开。新东方专为高中生出国开设的“美加留学直通车”班，上海的200多个名额早在六月底就遭“扑空”，更多人则选择参加美国“高考”SAT培训班、或者托福、雅思等出国必考的语言类考试培训。
新东方国外考试部主任王文山称：“今年来参加出国考试培训的学生呈明显的低龄化趋势。大多数孩子高一就来上SAT班了，而初中参加托福考试班的也不少见。”
提早休息在家的陈之问，天天在QQ上挂着的签名档即是火星文写成的“极度讨厌雅思”。对于像她、寇睿琦等有志留学的中学生来说，高二的暑假是出国前语言通关的最佳时机。
而在独立于主流外的的“高三”一年里，他们还要准备语言考试、参加国外“高考”如A LEVEL、AP，递交个人申请材料、熟悉留学目的地国家的文化人情等诸多必经流程。
由温州移居上海的王女士和丈夫二人在“巡回展”上钻进钻出，为刚参加完中考的女儿未雨绸缪起来。“小姑娘考个211重点应该没问题，但我们想可以进国外的名校，为什么要进国内的大学?”
“我们只能把尖子学生往外推”
也许是剑桥的名头实在太过响亮，王女士还没有搞清申请美国大学主要依据SAT/AP成绩，而英国大学则需A LEVEL，就直奔“剑桥中心”而去。
陈之问在从复旦附中休学之后，也选择了“剑桥中心”作为出国的跳板。因为数理成绩突出，而又喜欢绘画，她的理想目标锁定了牛津建筑系。
“虽然国内的清华、同济、南开建筑系也不错，但知识传授方式不一样。而且听说国内的文科生，大学就算不好好听讲，只要开考前挑灯突击一周，成绩也会不错，我心里就发毛了。国外的高校是抓得很紧很紧的。”陈之问说。
为此，她从英国高中毕业考试A LEVEL的六十多门课程中选择了数学、物理、经济学三科作为攻读方向。在国内，最早的“剑桥中心”挂牌于2002年，现在单单上海，就有上师大、上海市实验中学、光华学院等名下的多所培训中心。
像陈之问这样高二报读入学的学生，要经过一到两年的大学预科教育，才有机会被英美大学录取。
而在2003年英国本科教育对中国留学生开放之初，赴英求学大多必经英国当地一到两年的预科或者高中教育，需付出50万元人民币的代价。陈之问的一位同门师姐沈佳临，2003年高考失手之后，在教育展上被一家英国预科学校录取，得以开始在剑桥求学的生涯。
“初到英国，其实是有一点失望。我就读的Cambridge Tutors College，从字面看还以为就像复旦大学和复旦附中那样紧密，但其实与剑桥并无瓜葛。”事实上，国外的预科与大学升学率之间，很难建立直接联系。尽管，最终沈佳临凭借自身努力如愿进入剑桥大学，但她在英国的求学也被迫延长了两年。
国内的“剑桥中心”通常开办四个年级，招生对象覆盖了初中毕业生到高中毕业生。陈之问从高二入学A1年级(两年课程)，自有一番打算：“其实，初三复习一整年就让我对国内教育失望了，人都快闷得发霉了。高三又炒一年冷饭。”
复旦附中国际部的负责人吴小新校长对此也只有摇头的份：“我们的学生都是尖子，因为国内以高考为导向的教育政策，也不得已搞些应试教育。实在是对学生才能的最大浪费。”
英国高考A LEVEL，在一个既有教学大纲的基础上，没有固定的教材支撑考试，而是注重学生自主研究和思辨能力的培养。高考指挥下的课程已难满足学生的求知欲。
目前，上海外国语大学附中、复旦附中、格致中学等重点中学的出国留学比例已逼近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出国“分流”，成了又一脉主要的学生流向。
“剑桥中心”等社会办学的留学培训力量，加入到对优秀生源的争夺当中。以上海实验学校剑桥中心为例，一年级新生入学标准，只比去年的上海中考市重点线低五到十分。
准备留学的低龄学生在常规教育以外，可选择的模式包括：“留学直通车”、国际学校和实验双语学校。
“留学直通车”，多是由办学机构与加拿大、澳洲的大学挂钩，以保证学生升学率，但这些高校的排名一般难以进入世界前50名的行列。国际学校，则按照教育部规定，只能接收非中国国籍学生。号称以英国著名贵族学校伊顿公学为模板的上海包玉刚实验学校、耀华国际教育学校等针对中国本土学生的国际化教育机构，开始显山露水。
“公立学校目前在这一领域内，只能是望洋兴叹。”吴小新校长感慨道。
在复旦附中的校园内，一枝月桂树之隔，便阻隔开了国内部和国际部的教学方式。小班制教育的国际部讨论课上，国际学生为了净化汽车尾气的排放方案轮番登台，而寒窗苦读的应考生们则纠结于机关算尽的模拟试题。树下，能听到楼内操着多国语言的国际学生嬉闹奔跑;抬头，却望不到他们黑板上轻松开放的讲解。
陈之问等准备出国的学生，听说学校的国际部打算在近两年开办国际文凭课程(IB)，曾想报读，但遭婉拒。
吴小新校长无奈地说：“像我们这样搞精英教育的学校，早就提出学生需要差异化培养。教育改革的本质也就是让课程能适应每一个孩子，让孩子能选择课程。但是，IB多好的一套课程，就因为历史课本对朝鲜战争的解读角度问题，公立学校一直没有获批使用。我们也只能把尖子学生往外推。”
“像A Level这样的大中学衔接课程，能够帮助学生建立大学阶段所要求的学习习惯。而我们的高等教育本身就是让人失望的。”上海实验中学剑桥教育中心主任章良如是说。
“十八年教改就是一场失败”，虽然办学宗旨不同，但公立和民办留学培训的两位校长，同是一声叹息。
参照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三年后，国际教育机构将被允许进入中国市场，国内的办学力量必须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如果教育质量不能得到提高，那么人才流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无可避免。
“显然看到了另一种可能”
芝加哥大学的全美民意调查中心发布的年度调查报告显示：美国2009年培养的研究型博士，本科毕业于清华最多，其次是北大，第三位才是美国本土的加州伯克利大学。
无怪有人如此换算：自1978年以来，有106万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27.5万人回国。流出海外的78.5万青年才俊，相当于30所北大、30所清华的所有在校本科生。
“以前，国外的学校来我们学校招生，我们都是看在面子上，给他们两个尖子，帮他们拉拉生源。2003级送往Cambridge Tutors College的学生就属此类。但现在人才流失，已经越来越低龄化。”吴小新说。
王文一是吉林实验中学高二的学生，即将到来的八月砥砺着他做出的，也许是人生第一个重大选择。
目前在湖南信息奥林匹克国家队“备考”的他，从初三下学期开始便休学在家，专致竞赛训练。这个早慧的学生，面对死板的学校教育难以打起精神。但对于自己感兴趣的“围棋、文学之类的东西”，又无法从课堂得到满足。
“我并不想全心全意把精力放在竞赛上。”王文一欲言又止，高一上学期半年的美国高中交流生活，似乎拓展了他人生的界限。“相比Huntington那个安逸的小镇，我们这儿实在是太浮躁了，我整个人被清零了的感觉。”
“美国”和旅美之行中结识的“那个女孩”，似乎合成了一个在他面前恍惚的曼影，“我显然看到了另一种生活的可能”。
这个宣称自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又要等到八月以后才能“好好想想以后的生活”的孩子，在谈到参加奥林匹克大赛的时候用的词居然是“责任”。
升学的压力本不该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内，因为被许诺了：获得奥赛前20名，保送进入清华大学，20至30名进入北京大学，30至50名进入复旦交大，“而我初二的时候就可以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我想过去美国留学，但绝不是为了逃避压力”。
“你要知道一个男孩子心里有了一个女孩子之后，会有一些 ‘钢琴、水墨’这样的爱好”。但回到现实，他要面对的是进入奥赛前20名的“责任”。
波士顿教育集团副总裁黄，也曾与王文一有着相似的经历。他从湖北省理科实验班保送进入北京大学，本科毕业后赴哈佛攻读博士学位。术业专攻物理，而事业则落在了出国留学咨询。在他看来“你大学出去，很可能已经晚了，在中国接受教育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没赶上公派留学年代的他，感叹自费留学时代的到来，低龄化留学趋势的出现，才证明了中国人自发地重视优质教育资源，尊重一种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培养之可贵。
中国社科院《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而不同于第一拨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和第二拨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
陈之问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分别从事材料和机电方面的研究。她选择建筑学的专业，最初也有平衡父亲的理工科偏好和母亲的文化爱好之意。
陈之问坦言：“父母从小学开始就希望自己能去国外接受高等教育。”而上海实验中学剑桥教育中心主任章良接触到一半以上的低龄留学生，都身处中产家庭，父母多是外企高管、国有事业单位领导、公务员。“很多父母本身就在国外取得了硕士、博士文凭，他们从自身的留学经验出发，希望更早把孩子送出国，更融入国外的教育体系。而并不是谋求将来的经济回报。”
吴小新校长分析道：“目前接受留学教育的孩子，他们的父母正当四十上下，不少人赶上上世纪90年代初的移民潮。因为长期旅居国外却很难获得文化认同，更让他们意识到对孩子的教育，要系统地接受和学习国际化的思维方式。”这批家长现在有不少已返回国内，等孩子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再选择海外陪读。
弃考留学生的跨地域流动也蔚然成风，目前上海的留学培训学校中，约有一半为外地生源。“这固然有外地高考压力更大的原因，但是国外优势的教育资源才是吸引力的根本。”章良说。
今年高考平均录取率是62%，而上海的高考录取率接近九成。09年84万弃考生中有21%的人将要走上留学之路，在上海、北京等留学教育兴起较早的地方麓集，形成一个个隐于市的“弃考留学移民”群落。
把双休日都耗在留学教育展上的王女士，有备而来地用小拖箱装了满满一车资料，她要为华师大一附中初中刚毕业的女儿，安排一条十拿九稳的成才道路。学校的排名如何?是否能保证申请成功率?是她费了千百遍口舌的问题。
然而，两天下来，在她耳旁环绕的，却是一位留学中介的反问：“如果以你孩子的能力上不了清华北大，有什么理由一定要上美国的一流名校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