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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高考，高考弃考再次成为热门话题。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今年高考报名人数为957万，比去年减少65万，而按照2010年应届高中毕业生的人数(803万)，仅比去年(834万)少31万，同时，去年弃考人数达到84万，因此，今年增加弃考人数以及往届考生报名数减少共计可达34万。由此得到的弃考人数，可能接近100万!
是什么导致考生弃考?根据调查，因高考无望，主动弃考者不足8%，而因出国留学而选择弃考者达21.1%,因就业难而弃考者高达64.6%。这十分值得深思。
分析弃考的“人员结构”与原因，对我国教育发展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仅就出国弃考来说，虽然说出国留学并不意味着人才流失，也是考生的正常选择———在这次调查中，就有19.2%的人认为“留学式成长”是个人自由，无须过多关注，但是当国内高校生源面临危机时，越来越多的人出国留学，意味着我国教育国际竞争力不强，已逐渐被部分考生抛弃。同样有39.0%的受调查者表示出国是因为“视野开阔，环境更易成才”，有21.6%的人表示将把留学海外作为孩子的成长选择，而原因是国外空间更大(与之对应，明确表示对孩子的成长将采取“按部就班，国内学习就业”模式的仅有17.0%)则表明，选择出国，是在选择一种教育环境。假如国内高校还不反思其中的问题，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走向破产、关门———到2020年，我国18岁到22岁年龄段人口将减少3800万。而高校所需反思的第一条，就是怎样给受教育者更高的教育回报。
在过去，由于文凭还比较值钱，高校对于受教育者的回报，可以是“一纸文凭”，由此可以朝南坐，不关心学生的成长、不关注课程质量，而现在，当文凭在就业市场中失色，大家所关注的就是教育的内涵。这是我国教育与国外教育相差最大的地方，国外大学普遍把人才培养作为核心功能，包括科研，也是为人才培养服务，可我国内地大学，非但不重视教育，还存在严重的教育行政化和学术行政化问题，这导致教育的“空心化”。这一局面不改变，内地大学当会被更多学生抛弃。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36.2%的人认为“只要奋斗，在哪都能成才”，这些受调查者显然比较强调个人的努力和奋斗，但并不表明他们对环境的态度会一成不变。近年来，由于国内的教育制度和用人制度没有明显的改善，制约了人才努力和奋斗的空间，这也迫使他们选择到另一个新的环境去发展。
遥想四年之前，香港地区高校在内地进行自主招生，造成内地一批状元放弃北大、清华投奔港校，一时之间，有关“港校把北大打为二流”的讨论沸沸扬扬。为“应对”这种局面，教育部门推出的举措是，限制考生可以同时获得港校和内地高校的录取通知书。这种措施，或可保护内地高校一时，但是，只有真正直面竞争，才是建设一流大学的正道。应对弃考，我国高等教育应该建立市场竞争机制，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让大学有竞争意识与竞争活力。
■ 媒体观点
《新华每日电讯》：目前，高考改革似乎陷入了怪圈：高考录取名额分配不均,导致各地上大学的机会悬殊,异地高考很难实现;而现行户籍制度、自主招生制度,仍在强化这种区隔和不均。改革急需找到打破循环链条的关键环节。而允许异地参加高考,放开非户籍人口子女就地高考,就是这样一个机会。
《新京报》：去年，教育部在发布高考报名数据减少信息时，顺带发布了834万应届高中毕业生有84万弃考的消息，这引起了公众的议论纷纷。今年，教育部在公布高考报名减少信息时，却不再“顺带”发布弃考数量。如果意识到生源危机，当会认真分析导致报名数减少的每个原因，然后寻找对策。
《工人日报》：“转变观念”可能是唯一比较“靠谱”的说法，但却未必都是积极的。如果说，学生和家长们都想明白了，不再挤大学的“独木桥”，当然是好事，但现实中，主动或被动弃考的、及早出国留学的，其观念的“转变”能够令人乐观吗?要转变观念，恐怕更需要的是教育部门，是学校，是教师，是家长。
《时代信报》：无法否认，享受高等教育及随之而来的就业，已狭隘地演变为父母、家族能调动的社会资源的竞争。在权势得不到应有约束的大背景下，其他社会变革再跟不上，高考制度也越来越孤立。让人担忧的是，弃考现象暴露了逆淘汰效应，而且是以高考的名义进行的制度化、非正常的淘汰。
《合肥晚报》：从根本上说，当下应从高考人数减少中看到教育不公和问题所在，吸取改革教育体系的动力，而不是寻找各类原因来进行遮蔽和推卸。要知道，如果教育不能为社会发展、经济建设培养足够的人才，甚至导致大量优秀学生流失，唯一的选择就是改革自身。并且，也要关注被迫放弃高考者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