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论坛
中国的学生最缺乏的是什么?昨天在宁召开的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来自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们给出了几乎一致的答案。他们认为,挑战权威的勇气、批判性的思维是当前中国学生最缺乏的东西。
留学后不回国不等于不爱国
昨天的论坛可谓“大腕”云集,来自国内外150余所知名大学校长坐在一起共商教育大计,其中包括耶鲁、牛津、斯坦福、清华、北大等诸多国内外顶级名校的校长。
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的出现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大连理工大学校长欧进萍还专门给他出了一道难题。“很多国内名校的优秀大学毕业生都选择了出国这条路,而且很多学生出国了,就不回国了。有人认为国家好不容易挤出来的投入成了他人‘嫁衣’,对此顾校长怎么看?”
对于饱受争议的名校生出国问题,顾秉林笑答很坦然。他认为,出国留学是好事,这是毋庸置疑的,不用忌讳。
清华大学出国的学生的确多,但这没什么关系。有一组数据,近3年来,清华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出国留学率达到15%,硕士生达到25%,这些学生很多都拿到了美国、英国等名牌大学的全额奖学金。我个人认为,15%-25%的出国比率很正常,如果太少,说明高等教育还不够开放,如果太多,那就说明国内教育明显成问题。”
对于有人提到的很多学生学成后不回国,顾校长认为千万不要认为暂时不回来就是不爱国,这是两码事。将不回国等同于不爱国,这个观念实在是太陈旧。
中国学生缺乏挑战权威的精神
近年来,不少优秀的中国学生跨入了牛津、耶鲁这样的顶级学府。而在这样世界一流的学校眼里,中国学生是怎么样的呢?
“中国学生非常优秀,参与了很多世界一流的研究。从教育的结果来说,东西方的差异并不大。”英国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哈密尔顿说,不过他们很注重培养学生的学术自信,鼓励学生向教授挑战。但中国学生往往不太愿意去挑战学术权威,发表不同的看法,不太愿意自主地进行创造性思维。“我们鼓励中国学生做更主动的研究者和挑战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和倾听者。”他说,事实上中国学生也在变化,他最近在北大、清华、交大、复旦等中国高校都做过讲座,发现年轻学生问了很多非常难的问题,让他看到了中国学生的变化。“希望这种状况能继续下去,并慢慢形成新的习惯和风气。”
“跨学科知识的广度、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是中国学生最缺乏的。”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说,专识教育一般是指18岁就选定专业、不再学习其他课程,而通识教育则不同。美国本科阶段的通识教育就是,前两年学生可以尝试各种各样的学科,后两年再挑选专业进行学习。“不管是政治家还是一个企业的领导者,都需要经济学、法学、哲学、心理学等各种各样的知识,而不是一科知识。”
理查德·莱文说,正是有了更多的知识,学生才会有重新评估已有结论的想法,去寻求新的结论。美国教育模式强调的是互动式的讨论,主动地去立论,挑战彼此、挑战教授、挑战权威,而不是被动地接受。他们不会要求学生去死记硬背,而是解决问题。“我们不应该往学生的脑袋里装家具,而是教给他们方法,帮他们搭个框架,让他们自己去设计富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中国完全照搬欧美模式不可取
近年来不少中国高校都在学习欧美名校的做法,但有些地方觉得“水土不服”。比如搞通识教育,但中国企业又急需专业对口的人才。对此,耶鲁和牛津的校长都认为,各国国情不同,完全照搬不可取。
耶鲁大学校长说,中国大学不应照抄欧美国家的通识教育模式。因为各个国家的国情、文化历史背景不同,价值观不同,有着不同体系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因此对于其他国家好的做法,可以借鉴,但直接照搬肯定是不行的。“比如说中国的文化是尊重长辈,而美国小孩和大人顶嘴是经常的事,因此他们会挑战教授的权威,而中国的儒家文化就是教小孩子要听大人的话。这两种文化有着天然的差别,因此教育方法不能简单照抄。当然了,美国大学教育一些好的地方,比如学生和教授之间的交流、互动,中国高校是可以学习的。”
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哈密尔顿也表示,东西方学校互相学习的机会很多,但有些做法不能照搬。“比如一对一的导师制,是我们的独特的优点,但是也面临着财务上的挑战,这可以说是最昂贵的教育制度。但是我们不会放弃,这是牛津、剑桥的传统,我们可以牺牲其他东西,比如建高楼买设备等,但导师制不会放弃,因为这是我们的优势。”他特别强调,中国大学有很多大楼和实验室,有的他们都比不上,但是这些都是他们可以放弃的,他们不愿意牺牲“人”这个最关键、最根本的东西。
“当然,因为导师制的昂贵,不一定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东西,还要考虑各国国情、传统文化的差异,关键是大学要有自己选择的权力。”他认为,有的学校重视讲座式、互动式,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做,并不一定要照搬其他国家所谓先进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