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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Oxford (牛津大学)
所在地区:英格兰所在城市:OxfordTIMES排名:2
一键免费快速申请文章正文综述详细专业照片新闻校友录已获Offer学生资料我认为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让孩子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问中学生，“你想要做什么?”很少有人能说出来。要是在英国，从小学开始老师就会问你想干啥。这里的孩子会想，我要做什么，而不是说我想上牛津，想上剑桥。
12时45分，崔占峰在牛津大学工程系的餐厅里出现。他花了2.3英镑购买了一只汉堡和一袋薯条后，匆匆离去。材料系的一名博士后看着崔占峰的背影对我说，“来到牛津，你可以不知道彭定康，但你不能不知道崔占峰。”
2000年10月1日，崔占峰被牛津大学聘为生物工程教授。这张聘书为他带来了牛津大学建校800多年以来的第一位华人教授的身份。
崔占峰是河北省沧州人，1982年毕业于内蒙古工学院化工系，后在大连工学院化工系读硕士、博士研究生。1988年，崔占峰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到苏格兰斯特拉奇克莱德大学做博士后研究。他1991年3月开始在爱丁堡大学任讲师，1994年10月到牛津大学工程系任教。他在生物工程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
小村庄走出的少年大学生
1978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新政策规定，在校生可以参加高考，但县里的名额只有10个，领导决定通过竞赛来确定具体的人选。当时15岁的崔占峰刚刚上高一，他以全县第二名的好成绩，得到了参加高考的资格。虽然考试没有难倒崔占峰，但报志愿可愁坏了全家人。对于世代务农的崔家来说，除了北京首都和河北，其他的地名都是那么的陌生。高考9个志愿，第一志愿崔占峰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北大，剩下的都随便填了河北省的一些学校，只是最后一个怎么也凑不上来。这时崔爸爸忽然想起村里有个乡亲在呼和浩特工作，于是就说：“报呼和浩特吧，孩子年纪小，有熟人，好歹有个照应。”
就这样年轻的他开始了在内蒙古工学院的求学生涯。大学四年，崔占峰一直名列年级第一，毕业时，出于对化学的热爱，这个来自农村的孩子，毅然决定继续攻读研究生。从硕士到博士崔占峰在大连度过了6年左右的时光。
“土博士”变成“洋教授”
1988年，崔占峰来到了英国。在爱丁堡大学担任讲师时，崔占峰在学校的咖啡室里看到了牛津大学招聘讲师的广告。崔占峰认真地投上了一份简历。
很幸运，不久他就得到了牛津大学的面试通知书。当年，和崔占峰一起申请牛津大学讲师的多达95人，而取得面试机会的仅有四人，其中就有“土博士”崔占峰。“最后一次的面试很出乎我的意料，只花了三分钟，所有考官就达成共识，认为我是这个职位的最佳人选。我很吃惊，当他们问我是不是愿意接受这个职位的时候，我说‘那我要考虑一下，回去问一下我的太太’。”当时的一个小小玩笑，让牛津的那些牛教授对这位幽默的中国人刮目相看。
据了解，在牛津，一个专业仅有一个“教授席”，全校仅有120个席位。名额既少，任期又长(终身制)，竞争非常激烈。而对于一个华人来说要争到这个位置更是难上加难。2000年，崔占峰就创造了这样一个奇迹。
“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让孩子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以下为其口述
现在，在这边读本科的学生家庭要么是商人，要么是当官的，普通老百姓哪里来得了。如果家里没钱还要凑钱来读的，我就告诉他们千万别来，因为没这个必要。其实，进不进牛津读书不是问题的根本。我们国内老是把虚的东西看得比较重。有人觉得，“我儿子是牛津大学毕业的。” 那又怎么样?我有一些学生来了以后，我问他们为什么读博士啊，他们说，我爸爸妈妈要我读的。这样的学生做不好。
我认为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让孩子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问中学生，“你想要做什么?”很少有人能说出来。要是在英国，从小学开始老师就会问你想干啥。学校每年都有职业生涯测试，老师会告诉你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下一年又有测试，老师会一直关注你的变化，告诉你什么是你最合适的方向。这里的孩子会想，我要做什么，而不是说我想上牛津，想上剑桥。这一点是挺明显的区别。
牛津是学院制，招生是由学院的导师负责。在招生时，我们首先会判断学生能不能跟上，有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够不够聪明，能不能接受脑力上的挑战，足够成熟去接受压力。面试的时候主要看的还是潜力。我们会有一系列的测试，通过交谈，来看这个学生的反应。例如我们会给一些学术问题，这个问题你肯定没有学过，就要看你的解决能力。
我觉得国内过来的博士生与其他学生的一个差别，可能是独立性和成熟程度不同。不能说所有人，但大部分国内过来的博士生都老想着别人告诉他干什么，怎么干。如果在这边读本科的学生，就会稍微好一些。
目前国内的学术界是以论文作为衡量学术水平的一个指标。我觉得这是因为国内还是人太多了，必须要有这么一个不能改的、量化的指标。因为国内的人为因素实在是太多了。
在英国，评价一个人是很简洁的。比如我说这个人水平不行，他就是不行，什么情况下我都会说不行。如果你找英国人给你写推荐信，他可能不写。如果他给你写，就会真实地写。因为他有自己的声誉，他推荐你不行，影响他自己的名誉。
但国内不一样，今天不见明天见，慢慢地吃吃饭，热闹热闹，最后就行了。因此，国内需要一些不能改的标准。文章发表了就是你了，不会改的。不过国内很好玩的是，你说发表了文章还不行，还得打印出来，还得接受检查。
这里就有一个评价习惯的问题。在英国，每个人都有一个view。首先他们会假定你是个好人，当发现你有一些不好，这个不好的view就很难改了。但在中国，大家首先会觉得这个人不怎么地，不信任你，然后要费很大劲才能让别人信任。
在日常的工作内容上，我们跟国内的教授也有一点差别。上课、科研、搞些讨论会都是一样的，但我们花在搞经费的时间少。上次国内来了一个教授，问我每天的安排。我告诉他后，他非常惊讶，说：“你们不出去跑钱?”在这里，没人跑钱，跑也没地方跑。假如你跑了，反而会影响你的view。
很多中国的教育的问题，包括科学界的问题，我们在外面唱高调，很好说，但是回去做一做，其实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需要越来越多的人真正做点实事，哪怕是一点点，哪怕就帮助一个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