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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个社会虽然快餐化、娱乐化的东西盛行，但我坚信社会还是需要严肃的东西，我还是想把严肃的东西写得好看。”4月4日下午，以《交锋》、《变化》知名的人民日报社资深记者凌志军坦言，刚刚由新华出版社推出的《中国的新革命》，是他“写得最累的一本书”，“把技术写成时政，以前也在做，但没这次这么地道”。
2007年2月5日交完书稿后，凌志军第二天就病倒了。在4月8日的新书发布会上，重病在身的凌志军坚持听完了所有与会者的发言。
凌志军把中关村当作中国改革的一个缩影：“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这个国家打碎了精神枷锁，战胜了饥饿，又让自己成为全世界最庞大的‘制造车间’。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它急切地渴望拿下新技术的高地，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这个国家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是因为它改变了自己。”
从1998年开始接触中关村，凌志军写了畅销书《追随智慧》和《联想风云》，“那时我希望从公司内部来观察时代的融汇演进。”2005年的一天，凌志军在清华创业园A座302房看到，38家小公司中的每一家花500块钱的月租租下其中的一个方格。
这些小公司存活后可以搬到楼上稍大的单间办公室，进一步胜出的会搬到更大的写字楼去占据整整一层，“我看到智慧、激情、勇气，看到压力和不确定性，看到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看到死亡和新生。”
光写英雄不写“狗熊”会让人误解
中关村管委会和北京市海淀区的领导这次向凌志军开放了两个政府档案室的全部有关资料。他在中关村为期8个月的调查，采访了数以百计的相关人士。在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前会长纪世瀛的办公室，凌志军连续呆了一个礼拜，一字不落地复印了当年的工资表、会议纪要和聘书。
“中关村那么活跃的一个地方，没有一个作家把它的历史从头到尾叙述一遍”，全景式扫描中关村近30年发展历程的难度激发了凌志军的写作欲望，为此他购买和阅读了100多本介绍国内外IT业界的图书。
凌志军对中关村老中青三代创业者的勾勒从陈春先开始。1980年10月25日，时任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的陈春先因和所长管惟炎不和，自行创立了中关村和中国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
“如果说陈春先、万润南、王选、柳传志、倪光南、段永基代表了中关村的第一个十年，王志东、杨元庆、王文京、刘迎建代表了中关村的第二个十年，那么现在就轮到丁健、严望佳、周云帆、张朝阳、冯军、胡晖、刘昊原、邓中翰、李彦宏他们了。”2005年8月5日,百度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李彦宏因为拥有公司22.9%的股权而身价超过9亿美元。
“中关村失败的比成功的多，光写英雄不写‘狗熊’会让人误解”，凌志军的关注对象也包括“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考不上大学的年轻人、没有固定职业的流浪者、不甘寂寞的小镇居民”等“新中关村人”——海龙大厦董事长鲁瑞清称之为“蚂蚁雄兵”：“他们单个是弱小的，但群体是强大的。”
后来成为新东方学校校长的俞敏洪，就曾经在中关村附近“连出租车司机也不敢去的”六郎庄住过。徐忠良也是“蚂蚁雄兵”中的一员。1998年，39岁的他来到中关村租了一个柜台“像卖大白菜一样”卖电子元件。后又偶然和清华大学一个计算机博士合作，参与一个网络工程的施工。徐忠良以不收工钱为条件，向博士学习计算机知识和技术。
徐忠良趁着网络热潮大赚了一笔。2003年，他还清了来北京前在老家经营小五金厂倒闭而欠下的47万元债务；2004年，他从城乡结合部的8平方米小平房搬到了中关村附近一套80万元的公寓；如今，他要升级换代卖芯片了。徐忠良的故事让凌志军意识到，中关村“具有鱼龙混杂的特点，顶尖的技术人员和底层的简单劳力，全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观照这些或精英或草根的成功人士的同时，凌志军也把目光对准了中关村历史上曾经风云一时而今一蹶不振或湮没无闻的人物，比如因涉嫌走私而遭审查的信通公司女老总金燕静，一度与华为媲美但受外界干扰而失败的华科公司负责人许瑞洪，还有辉煌难再的四通公司元老之一段永基……
Yes，we can！(是的，我们能！)
历史进入第三个十年，中关村管委会热情周到的服务促进了留学生回国创业。
“中关村管委会是我见过的最开明的政府”，凌志军说。
2000年夏天，兼任中关村科技园管委会主任的一位北京市副市长，率队赴美“看看硅谷”、“见见留学生”。这位副市长专程拜访了退休后定居美国的台湾新竹科技园区管理局第一任局长何宜慈。何宜慈如实相告：在上世纪80年代担任新竹管理局局长时，他写了个英文的匾牌“Yes，we can！(是的，我们能！)”放在办公桌上最显眼的地方，“任何一个从外面回来的留学生，如果走进新竹管理局，只要问一句，你能不能帮助我。我们就会全力以赴——无论什么，我们都能做到。”
2000年6月22日，中关村留学人员创业服务总部成立，中关村硅谷联络处也于一周后在美国挂牌。留学人员创业服务总部负责人夏颖奇承诺，凡有留学生回国考察创业环境，他和同事都会去机场接机。一次，有两个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因为首都机场天气恶劣而被迫迫降在天津机场，夏颖奇和属下初军威愣是冒雨等了5个小时把客人等到，还冒着胃病和糖尿病把其中的一位送到清华大学的旅馆安顿下来。
中关村在制度创新上的贡献
国内有上海和深圳等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的竞争，国外有美国硅谷等的压力，中关村的技术贡献从一开始就受到质疑。相反，一些先进的商业模式和制度倒是较早或最早在中关村落地和发展。
“代理商——分销商——零售商”是全球计算机产品销售模式中通用的“商业链”。上世纪90年代初，中关村只有“批发”和“零售”两种销售方式，都是被动地坐在店里等待顾客上门。惠普公司是第一个把“分销”概念传递给中国的外国公司，联想藉此成为惠普公司全球销售网络的一部分，柳传志的干将杨元庆举一反三领悟到了代理制的要素。1992年4月，杨元庆找到了中关村一个叫“鹭岛”的小公司做自己的代理。杨元庆销售惠普公司的产品，让“鹭岛”分销其揽下的“惠普绘图仪”并以营业额的3%作为回报。杨元庆助手林杨参照惠普和联想的分销协议，为联想和“鹭岛”起草了一份代理合同，被认为是“中关村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代理合同”。
如果说销售环节的制度创新还显得太小儿科，那投资和融资体制的创新足以令中关村骄傲。经济学界倾向于把1998年3月确定为风险投资进入中国的起始。凌志军考证了“中国第一笔风险投资到底给了谁”：在1996年7月至9月之间，搜狐的张朝阳利用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的优势，说服该校媒体试验室主任尼葛洛庞帝和爱德华•罗伯特教授给自己注入22.5万美元的风险投资。而王志东则向罗伯森•斯蒂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要了650万美元风险投资，这一谈判过程相应地更长，从1995年持续到1997年9月才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