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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丁学良获“中国社会科学中青年优秀论文一等奖”，继而赴美留学，师从哈佛大学社会学大师丹尼尔·贝尔。1992年从哈佛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丁学良先后在哈佛本科生院、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工作，1998年到新建的香港科技大学任社会科学部教授，他的专业是比较社会学。在西方学术制度的高度压力之下，丁学良若干年来一直收集有关大学建设的资料，关注中国的大学改革，这本书是他在这方面多年悉心思考的一个成果。
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丁学良指出，大学(University)的词根是“universus”，即“普遍”、“整个”、“世界”、“宇宙”的意思，所以大学从它诞生的那一日开始，它的精神气质就是“普遍主义的”(universalism)。这种普遍主义的精神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大学的教员必须来自五湖四海，不仅仅是来自本校、本地和本国，而是来自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大学。二、学生的来源也必须是广泛和多样化的，不能只从一个地区(国家)来招生，也不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学生，同样不能用一个模式来塑造学生。三、一流大学的教学课程、研究项目也必须是普遍主义的、世界主义的，即拿到国际上去能够与别人接上话题。拿他这三条来衡量国内的大学，距离之远一目了然。当年北大中文系教授谢冕先生的高材生、来自香港的陈顺馨女士，在北大念了7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一心想留在大陆工作，终未得实现，后来去了香港岭南大学，目前的学术活动十分活跃。不同背景的人才在平等待遇的情况下，互相激发、互相竞争，才可以激活思想、拓宽思路。近亲繁殖是学术思想发展的大忌。从这个眼光看过去，国内许多高呼“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论调，至少是没有目标的。
但是，丁先生并未对国内的大学抱悲观的想法，他的态度是“积极向上”的。他告诫来中国的朋友：在中国，没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但是，也没有一件事情是做不成的。只要你去努力，时间也许长一些。丁先生身在香港科技大学，目睹了这所亚洲新型大学的发展建成。丁先生介绍说，英国殖民主义者在结束殖民统治之前，讨论如何处理许多年积存下来的钱，想到了中国人重教育，于是决定建一所大学。这钱当然不够，于是又有了各种民间投资。在确定这所大学的建设目标时，校方并没有提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而是有分寸地选择了美国两所州立大学，对它们的结构等各方面进行了分析比较，觉得可以参照。为什么选美国的大学而不是欧洲的大学？丁先生多次指出，自1980年代以来，美国的大学发展之快，是欧洲的古老大学难以望其项背的。最大的不同在于美国发展了大学的理念，把原来主要是培养公务员的大学，变成研究型的领域，重视开创性的研究，因此把大学变成一个社会创新思维的来源，不仅是在科技方面，而且对这个国家的社会政策、公共政策、对外政策等，都起到了引领的作用，由大学里产生出关于一个国家发展的战略性眼光。这样一种对于大学的要求，可谓新之又新。这样的大学是按照中国传统私塾的对立面去发展，它远远不是个人成功的阶梯，而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战略思想库。
丁先生一眼看出，目前中国的大学改革，关键在于着眼于保证建设一流优秀的教师队伍。教师队伍的素质、研究水平、研究成果，决定了这个大学的水平和位置。而造就一流教师队伍，关键又在于一套公正、公开的人事评聘制度，一套同样公正、客观的学术水平评估制度，以学术主导而非行政主导。丁先生在这方面提供了非常详细的具体细节，操作性极强，极具参考和模仿的意义。正是从这一点上，我尤其感到丁先生对于中国教育、对于祖国这片大地“情之切、心之重”。否则，他不可能许多年如一日，精心搜集相关材料，认真调查与他自己的专业关系并不密切的大学教育的方方面面，包括一些繁琐的表格、数据，丁先生本人一一把它们翻译出来，提供给国内立志改革的有心人。因为他相信现任香港科大校长、国际著名应用物理学大家朱经武所说的———“一流的大学就是要用一流的老师教出一流的学生，再让一流的学生造就一流的社会”。
按这样的说法，所有关心中国社会进步的人们，都要来关心中国的大学，尊重大学，将大学作为中国发展的战略资源来看待。丁学良先生事先看出了这一步，他是一个带头人。 (崔卫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