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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欧洲公学(Le Collège d'Europe)在它位于比利时布鲁日(Bruges)和波兰纳托兰(Natolin)的两个校区招收大约400名学生，其中大部分学生毕业后进入欧盟各机构工作。对于这所顶尖学府的精英学子们，人们寄予了太多期待。精英学府
如果有一天，欧洲再度吸引了世人艳羡的目光，很大程度上可能和这个学校的学生有关。不过目前，他们还只是初出茅庐。2005年9月，20岁出头的比利时青年纳代格、法国青年西格弗里德和维吉妮，刚刚进入位于比利时布鲁日的欧洲公学，他们正在排队打饭，一边用英语和来自斯洛伐克、荷兰、波兰的同学们畅谈着。经过了一个星期的入门课程，他们获得了很多新知识，因而感到非常快乐和满足。此外，宿舍也是一个课堂，因为同学大都来自不同国家，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交流使得他们有机会接触不同国家的文化。
“欧洲公学”，这看似简单的名称，却彰显出一种雄心。首先，这个学校接受的大多是学历为BAC+4以上的优秀生。在全欧洲的关注下，公学注重完善学生在法律、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知识，使用的教学语言为英语和法语。公学每年大约招收400个学生，录取方式为材料审核和面试，每年的注册费为16000欧元(包括食宿)，但87%的学生都有部分或全额奖学金。严格的入学条件，保证了生源质量，使该学校毕业的学生大多可以在国际市场中找到理想的工作。
同其它著名院校相比，欧洲公学的学生显得非常谦逊。是欧洲一体化的办学主导思想，还是教学和日常生活上的妥善安排，使得这些学生免受傲慢风气的不良影响呢？显然，这两点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学生们被要求整整十个月夜以继日地埋头学习时，他们已经觉察不到自己已经相当优秀这个事实了。特别是由于生源来自不同国家，学生长期生活在一种文化多元化的氛围当中，使得他们在智慧和道德方面对自己有着更高的要求。
文化多元化
欧洲公学在发展战略上一直是颇有远见的。1992年，继开设比利时布鲁日的校区后，欧洲公学在波兰纳托兰开设了第二个校区。校区位于华沙近郊，曾经是波兰皇家领地。整个欧洲公学在2005-2006学年招生384人，其中布鲁日校区有276人，纳托兰校区有108人。新开设的纳托兰校区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是专门为中欧和东欧的学生设立；它与布鲁日校区的不同之处，主要是它的课程内容更加广泛和跨学科。老师和行政管理人员经常在两个校区之间来回穿梭，与学生展开交流。最近一年，学校的教师队伍也来自不同国家：4名教师来自瑞士，7名来自土耳其，还有1名来自科索沃。此外，还有一些来自欧洲以外国家的学生来此求学。
欧洲公学的负责人经常表示：欧洲公学的学生在将来的工作中，能够自如面对跨文化差异所产生的问题。因为他们在公学期间，就已经知道如何和谐处理这些差异了。大部分学生都通过了ERASMUS(欧洲学生交换项目)，在外国大学里学习了一年。在选拔学生过程中，过去的经历也是重要考察的环节之一。
欧洲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欧洲公学就像是一个大熔炉。它成立于1949年，甚至比欧洲共同体还早，学校的首任校长亨德里克·布鲁格曼在阐述办学思想时说：“欧洲之所以可能强大，是因为它是建立在微观人文环境中的。”这句话此后广为流传，我们也可以把它反过来理解：为了让欧洲继续强大，必须着眼于微观世界。换言之，目前为了保证欧洲这台“机器”的运作(维持它的政治影响，确立它的司法公正，限制它太快的膨胀速度，纠正它在某些事务上的迟钝，包括一些可能威胁到欧洲立宪计划的问题)，必须培养一部分既能维持它正常运行又能促进它发展的人才。长期领导法律研究项目的保罗教授、欧洲公学2003年的新任校长强调：“当前的环境下，仅仅有清晰的眼光已经不够了，应该具备实现计划的能力和对复杂欧洲局势的认知。”
并不是只有欧洲公学开设了这方面的教学内容，目前大多数大学里都有这方面的硕士课程，能颁发博士文凭的佛罗伦萨欧洲学院就在这个领域享有极高声誉。尽管如此，欧洲公学仍然凭其悠久历史和脚踏实地的形象保持着它的优势。到2005年，欧洲公学共有8000多名毕业生，其中2000多人在欧盟各机构工作。这些毕业生并没有因为这个专业领域的人才少，而在就业上享受什么优惠条件。事实情况是：所有人毕业生都参加了机构的选拔考试。其他毕业生有的去了私企如律师事务所，也有的在外交部或国际组织工作，如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加拿大人路易斯·弗雷谢特。学院提供的优势教育，还包括让那些担任企业管理层的校友，为学生模拟国际谈判等。尽管工学校长表示“我们不对学生进行任何的理念指导”，但为欧洲服务的思想还是渗透到学校的每一个角落。
不做“欧盟官员”
茱莉是欧洲公学2002级的学生，她曾在布鲁塞尔的国际移民办公室担任了一年的人力资源主管。她说：“作为学生，我也能参与很多具体的工作，我比较喜欢组织方面的工作。”于是她又选择了在欧盟议会总秘书处做实习生，具体处理难民和移民问题，当时每个月只有700欧元工资。在4个月充实的实习生活之后，她了解了欧盟法律程序的运行过程。紧接着她奔赴波斯尼亚，这次是在欧洲安全合作组织的班加鲁卡分部实习，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参加一个反偷渡的项目。在她2003年圣诞节结束实习后，她在法国获得了一个“国际志愿者”的职务，为期2年，月薪2000欧元，在贝尔格莱德负责大学之间的合作。她回忆道：“我当时很自信，知道自己能通过法国外交部组织的考试”。公学2005级的爱尔兰学生奥拉未毕业时，就因为成绩名列前茅，担任了学校的“助理”。当提及毕业生将来都会成为“欧盟官员”这种说法时，她显得很吃惊，因为根据她了解的公学毕业生情况，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们是各国最顶尖的学生，然而除了读书，其他方面也很出类拔萃，比如人品、思想、集体意识等等……”奥拉的家庭很平凡，父亲是爱尔兰语教师，母亲是精神病护士。她周围的同学也大多来自普通家庭。那么不去做“官”，她今后想做什么呢？对此她只是透露她的论文主题是“避难权”。
纳代格、西格弗里德和维吉妮这三个年轻人也有着各自的想法。纳代格学过新闻专业，她在布鲁塞尔电视台工作时，偶然知道了欧洲公学，她对欧洲的概况感兴趣，同时她还关注“民主的缺失”这个问题。西格弗里德的父母分别是牙医和教师，他曾在雷恩一大学法律，也被卡尚高师列入候补名单，同时还拥有一个法律经济管理的硕士学位，并通过了经济管理的会考。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摇滚乐队的吉他手，为了进入公学，这一年他只好舍弃一切兴趣爱好，专心学习。从欧洲公学毕业以后，如果立志做老师的想法不变，他会前往法国教师培训学院。维吉妮的父亲是法国电信的技术管理人员，母亲是社会保障局的工作人员，当她从斯特拉斯堡政治学院毕业后，原本只是打算去一个商业学校，却被欧洲公学录取了。
欧洲公学的精英学生们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但今后的路仍然很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