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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健康的社会都是政府、企业、社团三足鼎立的——不仅是企业发展，社会的变革也需要企业家来参与推动。在那些正处于急遽转型矛盾多发期的国家，社会企业家的贡献对于社会和谐意义更为重大2005委员会的成立来自我们一个基本想法：中国正在发生巨大的转型，我们需要把有头脑、有想法和中国最国际化的一批人凝聚起来，为国家进步、民族振兴出点力。这不是口号，而是大家很真切的愿望
如果我们遇到比较尖锐而又对国家、社会有好处的建议，我们还是会提的，但会用一种政府能够接受的方式。我们会做很多调研和可行性研究，然后再把问题提出来，做社会企业家，就应该把握好这个度。
一个人能否改变世界？
戴维·伯恩斯坦给出的答案是：能。
这位擅长社会变革题材的美国作家在其新作《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一书提出了“社会企业家”(Social Entrepreneur)的概念：“商业企业家对经济而言意味着什么，那么社会企业家对社会变革而言就意味着什么。他们是那些为理想驱动、有创造力的个体，他们开拓新机遇，拒绝放弃，为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而努力。”《如何改变世界》刚刚问世的中文版翻译者，正是有“打工女皇”之称的前微软中国公司总经理和TCL集团副总裁吴士宏。她帮助万千中国读者看到了书中描写的那些没有被媒体大量报道的故事，一个个为理想驱动的有创造力的领导者，到政府和企业无法涉及的地方去解决问题，在人们最需要帮助的地方点燃了社会变革的火花，只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他们被称为社会企业家。
在全世界，这都还是一个全新的、尚缺乏明确而公认定义的概念，但经济刚刚发展起来的中国似乎更为迫切需要自己的“社会企业家”——因为中国正处于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转型之中。在这里，《商务周刊》寻找到一位中国的社会企业家，这位社会企业家有着一长串头衔：欧美同学会副会长、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全国青联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中国侨联华商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常务理事等等，当然还包括代表他商界身份的美欧亚国际商务咨询公司董事长。从去年开始，他又有了一个新身份：中国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理事长。
我们试图通过对分身有术的王辉耀的采访，来探究这些中国新兴的社会企业家们，正在怎样实现他们创造一个更好的中国社会的理想。
社会的变革也要有企业家来推动
《商务周刊》：最近我们看到吴士宏翻译的《如何改变世界》，书的副标题是“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您如何看待社会企业家这个新名词？
王辉耀：我之前看到王石写的一篇文章，介绍吴士宏在干什么，就提到吴士宏翻译的这本新作，后来我也看到了这本书。社会企业家这个概念我在国外就听说过的，我觉得这个社会真的是需要一些社会团体来活跃和推动。企业只能组织跟企业有关的事情，而政府是一个宏观的政策制定部门，它不可能事无巨细都过问。
中国1992年以前基本上是个政府的社会，1992年启动市场经济改革后，企业的作用开始越来越大。政府的权力和功能是有局限的，不可能包罗万象，而企业从根本上讲的是股东效益最大化，对社会的考虑不可能太多，所以中国也由此进入一个社团发挥作用越来越重要的时代。任何一个健康的社会都是三足鼎立的——政府、企业、社团缺一不可。特别中国现在处在转型期，社会现状开始出现两极分化，国内不少社会问题变得尖锐起来。中国目前社会团体的工作现在很不完善，所以的确需要有人来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缓解各种社会矛盾，建立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包括建立一个发现各种新思想、新见解的交流平台，给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在经济方面，2006年底中国加入WTO五年的过渡期很快就要到了，我们接着会进入国际竞争白热化的阶段，中国企业面临走出去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同样需要一些组织来出谋划策和推动。在内外需求的推动下，中国开始有了出现社会企业家的需求和土壤。
《商务周刊》：我们看到，您的背景很丰富，现在您是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同时是新近成立的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的理事长，您现在有多少时间和精力用于社会性的工作？
王辉耀：我现在基本一半以上时间都投入在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和其他的社会工作上了。这不是一个挣钱的事情，而是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来无偿奉献的事业，但我觉得乐在其中。现在我有热心，有一定的条件和资源，为什么不做呢？
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会把自己定位于社会企业家，因为中国有这个需求。我刚大学毕业工作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商人的概念，当时我出国去读MBA，回来做了中国第一批海归商人；而到后来大家都要做商人的时候，我想我应该开始转型来做服务社会的事业。我的职业生涯就是这样，做各种各样的工作。不仅是企业，社会的变革也要企业家来推动。
创建社会企业家的团体平台
《商务周刊》：从去年开始，欧美同学会商会成立了“2005委员会”，这是您目前社会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它应该也是您成为社会企业家的重要过程吧？
王辉耀：2005委员会是在欧美同学会商会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商会的酝酿最早是2002年上半年，我向欧美同学会总会提出，这么多人回国创业，为什么不能办一个商会呢？由于我在海外曾从事过商会工作，有一些经验，于是我就牵头做了起来，最后提交了一个完整的组织商会的提案，花了很多精力去筹备这个事情。到2002年10月17日，我们通过打电话、见面、发邮件等方式联系到了100多留学人员，在总会的支持下，在欧美同学会会所举行了成立仪式，商会就这样成立起来了。
商会成立后，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做了一系列的品牌活动，商会得到快速发展，从创办到现在不到4年时间已经发展到1000多名会员。正是在这1000多个会员的商会基础上，我们又在2005年筹备成立了2005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来自我们一个基本想法：中国正在发生巨大的转型，我们需要把有头脑、有想法和中国最国际化的一批人凝聚起来，为国家进步、民族振兴出力。这不是口号，而是大家很真切的愿望。在商会逐渐成熟之后，我跟商会副会长田溯宁等聊天时，大家都觉得需要有一个更高的平台把留学精英力量聚集起来。现在国家的发展需要很多海外的人力资源、智力资源，中国企业要在国际竞争中获胜，也需要一大批的国际化人才和国际化团队涌现出来。这样的人才现在还是太少，要尽可能把他们组织起来。我们需要创新，需要大家的投入，拿出大量的时间，还需要设计很多大家感兴趣和有意义的活动，把商会里和一些不在商会的业界精英吸纳到这个委员会里来。还有一点，留学归国人员建言献策以前很多都以个人的身份来提出，现在对国策的建议提升到了一个比较专门的团体来做，这个平台和意义就不同了。
《商务周刊》：为什么要单独成立一个2005委员会？之前的商会也是一个平台啊。
王辉耀：商会是一个广泛的群众性的留学人员组织，它有很多方面的功能，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为留学人员搭建一个回国创业与发展的交流园地。而2005委员会是一个相对高端的团体，它集中了一批有成就有思想、在业内有一定影响、大家相互都比较认可的各界人士。我们先后开了5次筹备会，在摸索中初步确定了2005委员会该做什么工作，向什么方向发展。初步的意向就是我们要打造一个高端的研讨交流的平台，一个建言献策的智库。
《商务周刊》：你们是如何确定2005委员会每年的工作目标的？
王辉耀：社团通常是一个比较务虚的组织，所以我们更要建立在做实事的基础上。我们的目标都是设置在可以达到、能够取得成果的基础之上的。去年我们在讨论今年目标时确定了今年要做的几件事：首先是要做好建言献策工作；其次要做一系列有影响活动，包括每月商界·名家午餐会，年度海归大论坛等；发展一定数目的高端理事；做好委员会的基础建设，如做好网站、做好会刊。这些目标现在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
《商务周刊》：具体而言呢？2005委员会提出了哪些建言献策？你们采用的是什么模式？
王辉耀：我们已经提出了关于建立留学生创业支持计划的方案，和关于中国民间外交、人文奥运等方面的建言报告。比如开展中国民间外交的建议，在2005委员会的第一次商界·名家午餐会时，大家谈起了中国的国际环境问题。2005委员会这批人的特点就是都具有国际化的优势，在国外生活过很多年，而且大部分在国外大机构工作过。我们都有一种感觉：中国的外交工作还可以更广泛一些。政府出面只是外交的一种方式，我们应该像国外那样，人民与人民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都应该有外交的功能，这样可能效果更好。这其中我们的常务理事、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副代表汤敏博士发挥了很大作用，他现在的工作也是主要跟政府打交道，对这方面比较有经验。
既然大家都对这个话题有浓厚的兴趣，之后我们一起做了很多研究。最后经过细致的讨论，写成了一个关于开展民间外交的报告。这个报告的效果还比较好，我们送到有关部委，得到相当的重视，包括人大常委会、统战部、对外友协等单位的认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韩启德会长还对报告做了批示。我们正在和有关部门进一步商讨，落实这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