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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英国左翼报纸的代表，《卫报》的文章向来充满着国际无产阶级的热情，而在最近的一篇报道中，该报将注意力投向了中国的“城中村”。
文章提到，在深圳居住的数十万名农民工，正在日益变得愤怒，因为深圳开始对城区进行升级，拆除“城中村”，令他们的生存环境变得越来越恶劣。
《卫报》深入调查了一位肖姓老人，以人类学的笔法记录了她的生活处境。这位老人每天都会出门拣塑料瓶，每个塑料瓶能够卖2到3毛钱（五分之一便士），每晚拾取塑料瓶的收入可以为她，还有她的女儿和外孙买到一份早餐。而这祖孙三代剩下的日常开销，则由她的女儿负责，她的女儿在附近的一家商城工作，每月可以赚3,000人民币（342英镑）。
肖老祖孙三代住在深圳郭下村（音，Guoxia）的一间公寓里，这个郭下村是深圳市1,044个城中村之一，村中遍布廉价的劣质住宅。即便是这样粗陋的生存环境，肖老一家三口也很快便会消受不起，因为深圳市打算对其城区进行“升级”，拆除大量城中村，这样一来，由于付不起“升级”过后的漂亮城区的昂贵房租，像肖老这样的低收入群体，便会陷入流浪街头的窘境。
尽管早在三个月前的六月份，肖老就已经收到了搬迁通知，她和家人也在努力寻找另外的住处，但迄今为止尚未有下落，情势不容乐观。
郭下村的一位商店老板说，“很快，只有那些拿高工资的人才有机会住在深圳了。而因为大部分人都搬走了，只有很少人能够留下来，光临我们商店的客流量，也会大大减少。整个村子的小商店都会受到伤害，可是我们又能做什么呢？”
《卫报》紧接着介绍了深圳的历史。文章提到，在1980年代以前，深圳还只不过是一个小渔村，可是很快，这个地方被宣布为“经济特区”，中国政府对这个小渔村投入了大量资金，帮助它搞基础建设，并且在这里推行了一系列不同于其它地区的优惠经济政策，吸引了大量来自香港和台湾的资本。由于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十分低廉，海外资本很快就在这里赚得盆满钵满，随着资本家财富的迅速积累，深圳也发展成了一个国家大都市。
然而，随着深圳经济地位的不断攀升，原先主要由蓝领阶层构成的劳动力市场，开始成为该地区落后的象征，深圳迫切希望切除这条源于底层农民工的脐带，让自己成为白领阶层的代言人，于是，文章开头提到的那种试图让城区“升级”，拆除“低端人口”聚居的城中村的政策，也就悄然出台。
此情此景，不禁令笔者想起年轻时候痴迷的PC游戏《模拟城市》。在这个游戏中，玩家需要扮演一名市长，照顾到居民的交通、就业、环境、水电、安全、教育、医疗等几乎现实生活的所有方面，然而，即便能解决所有这些现实问题，普通玩家仍然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流逝，城市历史的变迁，原先从泥土里摸爬滚打出来的低收入阶层，会全部被受过高等教育，享受高福利的白领所代替，而恰在这个环节，一种类似癌症一样的城市病便出现了，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白领，从事的往往是服务业这种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并不直接相关的行业，那些需要吃苦耐劳的工农业，渐渐变得短缺人手，而不再能够有效运行。而一旦第一第二产业的再生产无法持续，整个社会的基本结构，也就会发生断层，所以玩家在游戏里体验到的，往往是游戏后期的白领阶层的大面积失业，玩家一开始期待的那种在高水平生活层次的人口再循环，往往会成为泡影。深圳市的决策者在制定上述“升级”计划之时，有没有考虑过这一点呢？
令人遗憾的是，《卫报》的作者似乎也错失了对这一点的反思，深圳如果演变成伦敦那样的金融城，绝对不是中国之幸。英国媒体看来尚未从自己国家的城市发展史中，吸取到足够的教训。
（来源：英中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