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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朱说，刮掉塑料瓶的包装纸，按颜色分好类，价钱卖得起一些。 花花绿绿的塑料瓶，垒成了一座小山，像一条待倾的垂瀑。老朱说，刮掉塑料瓶的包装纸，按颜色分好类，价钱卖得起一些。 花花绿绿的塑料瓶，垒成了一座小山，像一条待倾的垂瀑。“小山”旁，54岁的朱家谷正绽放一朵厚实的笑。再过几天，他在成都和东莞工作的两个儿子就回家了。一家人将在这个他苦心经营10年的“垃圾工厂”过年。
老朱一天要收300来斤塑料瓶，一斤约30个；一年大概要收20万吨塑料瓶 ，还有其他塑料品20多吨。每天约9000个塑料瓶，老朱的爱人刘建英得用手刮掉包装纸，按颜色分类。
来衡阳打拼的江西人老朱，十年里靠着这个小小垃圾回收站，夫妻俩供两个儿子上大学。老朱看过一本书《宋氏家族》，宋氏一门因为知识才干满门荣耀的故事，极大地触动了他。“我有一个梦想，让小孩多读点书，跳出山沟，有出息。”如今，他们的大儿子已博士毕业，曾留学德国。
1月20日，本报记者赴衡阳，造访老朱夫妻，触摸他们的朴实梦想。
“十年回收了差不多900万个塑料瓶”
穿过衡阳电厂的老大院，拐过一段泥土坡，有一座废旧的老厂房。这是老朱的“工厂”，他已在这里奋斗了10年。
1月初，老朱南下广东，将约8吨废塑料卖给塑料材料生产厂家。这是他半年一次的“例行公事”。54岁的老朱是江西吉安人，1995年来到衡阳打拼。2004年初，他租下这栋废厂房，成立了一家废旧塑料回收加工厂。先从大街小巷回收废塑料，然后分类、清洗、装包，再卖掉。
在衡阳本地，老朱也会卖掉一部分，但更多的塑料由他亲自押往广东“直销”。“ 在衡阳卖，得先卖给一个老板，再转卖出去，被赚走了过桥价。”老朱盘算着：“卖到广东7800元一吨，比在衡阳多卖一千多元。”
尽管临近过年，只要不下雨，老朱每天都要走街串巷收垃圾。他的电话号码早已被“公示”，一个电话响起，老朱就发动电动三轮车上门收货。电动三轮是这两年更新的设备，此前他每天踩着人力三轮车来来往往，有时驮着好几百斤。老朱还在衡阳五一路上设了个回收站点，附近店家和市民会将可回收的垃圾送来。
54岁的刘建英是朱家谷的爱人。作为“留守军团”，她每天得坐在小板凳上奋战10个小时，将约9000个塑料瓶刮掉包装纸，并按颜色分类。“这样价钱卖得起一些”，老朱告诉记者。分类过后，还得清洗干净，再装包。
刘建英的双手布满老茧，一道道口子裂开。最让她难受的，还是长年累月的“板凳时光”，让她的肚子鼓胀。
老朱告诉记者：“十年回收了差不多900万个塑料瓶，每年还有其他塑料品20多吨。”
只有拼命读书，才能跳出山沟
900万个塑料瓶的背后，有一个简单的心愿：送两个儿子读书。
老朱认为，只有拼命读书，才能跳出山沟。“为了培养小孩，什么都不怕。让他们多读点书，有知识有出息，对国家也有利。”培养一个人不容易，农村父母尤其如此。老朱对自己的期许是：“做父母亲的，就要辛苦点，前人辛苦， 后人享福。”
2006年，在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读大三的小儿子忽然不想上学、想去做生意发财。老朱着急上火，苦口婆心地劝说：“发财的时候还没有到，多读一些书，今后才能发财。真正发财的人，背后是有背景的。离开背景，要发财，起码得有本事。
先上学，先吃苦，从打工者到老板，从士兵到将军。”年轻气盛的小儿子并没听他的话，而是相信“少年出英雄”，辍学做起手机生意。两年之后，曾经意气风发的小儿子终于后悔“当时没有听爸爸的话”。现在，老朱的小儿子在东莞一家工厂搞雕刻。
让老朱高兴的是，大儿子朱轼（化名）已从四川电子科技大学博士毕业，现在成都做通讯研究开发工作，还曾到德国留学一年。
除了给儿子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没上过大学的朱家谷觉得要让儿子朱轼更有出息，得请有能力有远见的人给他做人生指引。他花费很大力气，终于找到了一位离家几十年、已成为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的老乡朱徽，并成功说服朱徽给自己的儿子指点与参谋。
在吉安老家，朱家谷所在的村里，“姓朱的人有几百，从解放前到现在，高中生都没出几个。我想为朱家培养一个人才。”每年清明，朱家谷都要回乡扫墓。有时，在父母坟前他一边放鞭炮，一边流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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