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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简·爱》,以简·爱的女性主体反抗男性权威的个人叙述声音成为女性主义研究的经典文本,从社会文化机制内部探讨其女性话语空间,夏洛蒂对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话语空间进行了寓言式再现,通过主人公简·爱从“我必须说”到“我们整天谈着话”自我建构了一个新的话语空间,这是夏洛蒂对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话语空间问题的思考,也使文本成为维多利亚时期女性话语空间的一场诗性试验。
[关键词] 夏洛蒂·勃朗特《;简·爱》;女性话语空间;自我建构
19世纪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简·爱》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女主人公简·爱从贫穷的孤女成长为具有独立意识女性的故事,是19世纪重要的女性成长小说,正如《<简·爱>解读》中总结的“,在它的时代《简·爱》是一部非同寻常的小说,”“一个非常年轻、平凡、一贫如洗的女孩”宣告了和男性一样的权利,这一宣告对于维多利亚社会文化语境来说,是“革命”性的。[1]23简的女性个人叙述声音使得小说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的经典文本,“哪里有话语,哪里就有声音。”[2]19针对文本的话语研究,主要存在两种观点:其一,单一话语说,循着弗吉尼亚·伍尔夫“我爱,我恨,我痛苦”的评价,文本是“简·爱怎样获得和使用话语权?”[3]387的过程,话语“成为简·爱开始理解和主宰世界的工具。”[4]683“对于这样一个失去父母的女性来说,讲述即为生存。”[5]213其二,对话说,文本叙事是对话模式,叙事进程不依赖于简的个人声音,而是“与其他声音的交流对话”;[6]220简从童年的“我必须说”建立话语模式后,始终在寻找一个理想的听众,因而简的故事是典型的“女孩谈话”故事。[7]22两种观点中,前者将简的个人话语视为本体,忽视了文本中其他声音的存在,后者看到了简与其他声音的对话性,但抛却了文本蕴含的社会文化因素。话语是社会、历史和社会结构的产物,它不仅是语言,而且是文化和社会机构的工具。无论将简的话语读作单一性或对话性,关注的都是女性说话主体的话语方式,本文试图另辟蹊径,在社会文化机制中探讨女性说话主体的话语空间。佳·查·斯皮瓦克在讨论《简·爱》时,提出“在历史的必然性当中看待女性主义个体主义,而不是简单地把女性主义当作不变的最高原则。”[8]897在“历史的必然性”中,斯皮瓦克看到大英帝国的殖民意识对作家创作的影响,若将《简·爱》置入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文化机制中,女性话语空间的缺失也成为其“历史的必然性”,将《简·爱》读作维多利亚女性话语空间的寓言性文本,本文认为,作为说话主体,简声音的获致来自她建构的话语空间;作为小说文本《,简·爱》通过简自我建构的女性话语空间,成为维多利亚女性话语空间的一场诗性试验。一、维多利亚女性的话语空间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工业、科学突飞猛进发展,除了世界贸易、殖民扩张,在思想道德领域,产生了一种独特的人生观或眼光———“维多利亚主义”,它“对于英国人的生活而言,像全民普选和工业奇迹一样重要。”“就经济而言,它促人发达成功,社会地位提高,就知识思想而官,它增强宗教力量,减少怀疑;就心理而言,它促成秩序、减轻酗酒、污浊和放荡。”[9]276这种属于全民的人生观维持着英国社会的稳定和繁荣,但其破坏性在于“仅因贫穷而并无过失便被处罚;家规压迫苛刻,男性对女性毫无人情。”[9]277对女性的态度是“维多利亚主义”的一个方面:女性是“被崇拜、被保护和被压迫”[10]35的对象,“女性可能是怎样?”或“她们应该是怎样?”成为一个文化现象。[11]98宗教上“,圣母玛利亚是维多利亚女性的偶像。”[12]10科学上,科学家说女性的细胞有一种特殊的遗传基因,这使女子天生被动。思想文化上,诗人考文垂·帕特莫尔认为女性应是《家里的天使》,诗人阿尔弗雷德·坦尼松在其诗篇《洛克斯利·霍尔》中歌颂的所谓女英雄,是因为她绝对服从其粗俗野蛮的丈夫,艺术评论家约翰·拉斯金宣称男子是做事者、创造者、发明者,而女人则是好看的,供人欣赏的,女性掌握知识能与她丈夫的乐趣产生共鸣就行了。不仅男性塑造女性,女性也塑造女性,社会上流行由女性写作的女性指导书籍,如萨拉·斯蒂克尼·艾利斯的一系列指导女性价值观的书籍。①她坚信女性的价值就是使父亲、丈夫、兄弟等周围的男性幸福。所以说“,这一时代是男性成就的时代———浪漫英雄主义、热衷冒险、军事征服、文学上的名望。”[11]103对于女性,这些无异于“白日梦”,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革命的年代》中提到“浪漫主义进入中产阶级文化最可能的途径,也许就是通过资产阶级家庭的女性成员日益沉湎的白日梦。……一种被珍惜的屈从是她们的理想命运。”[13]368骚塞同样认为夏洛蒂从事写作是白日梦“,文学不能也不应成为妇女的终生职业。”[14]121尽管女权运动呼声日涨,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早在1792年就出版了论述女性权利的著作《女权辩护》,后有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文章《妇女的屈从地位》,但正如陶丽·莫依指出的,前者“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当时有了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假如仍旧属于资产阶级—父系家长制的)解放思想”,后者“也正是父系家长制自由人文主义的产物。”[15]100福柯认为“话语”在本质上是人类的实践活动,即话语实践,他强调“不再把———话语当做符号的总体来研究,而是把话语作为系统地形成这些话语所言及的对象的实践来研究。诚然,话语是由符号构成的,但是,话语所做的,不止是使用这些符号以确指事物。正是这个‘不止’使话语成为语言和话语所不可减缩的东西,正是这个‘不止’才是我们应该加以显示和描述的。”[16]53话语建立在公认的前提上,一个文化的意识形态是通过其话语实践来表达的。在宗教、科学、思想文化等多重话语的塑造下,作为说话主体的维多利亚女性在男性意识形态主宰的话语实践中,成为能指符号。二、维多利亚女性话语空间的寓言式再现桑德拉·吉尔伯特对文本中的女性进行分析,其中有三位代表人物:谭波尔、布兰奇·英格拉姆、格蕾丝·普尔,作为说话主体,代表了三种形象:家里的天使、婚姻市场的货品、男性的帮凶,是由男性话语操纵的对象,文本以此对维多利亚女性的话语空间进行了寓言式再现。谭波尔小姐是简尊敬和崇拜的女性,正如吉尔伯特指出的,代表了种种理想女性的美德“:高尚、文雅、谦恭、抑制”[17]786是简的母亲、保护人、伴侣,萨拉女性指导书籍的践行者,为饥饿的孩子分发食物、看望病人、鼓励美好的德行,她拥有丰富的知识,她与海伦之间的谈话令简羡慕“,她们的知识多么渊博啊!”[18]65在劳伍德学校负责人布洛克尔赫斯特先生面前,她却“过分优雅地抑制”,[17]787简从她身上学会了比较和谐的思想与控制的比较好的感情。她体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理想女性形象:家里的天使。同样,住在沼屋的黛安娜姐妹比简更富有知识且具备高尚的品德。作为理想女性,她们的结局都是一桩美好的婚姻。布兰奇·英格拉姆是名利场的常客,代表了女性的典型命运:婚姻市场的货品。她高大、漂亮、庄严、有才艺,与其他女性不同,她大肆炫耀自己的“女王”地位,宣称“我的丈夫必须不是我的对手,而是我的陪衬。我不能容忍我的御座旁边有任何敌手;我要的是一种专一的效忠。”[18]169在她对男性的统治宣言背后,是浅薄的见解、没有同情和怜悯之情、过分地卖弄才艺,尽管有良好的出身,但依旧需要通过取悦罗切斯特一类的有钱人,以婚姻来保证财富、社会地位,在后者传出谣言说自己财产不及别人猜想的三分之一时,布兰奇母女对罗切斯特的态度同时变得冷淡。格蕾丝·普尔是简在桑菲尔德遇到的“最神秘的女性”,她的出场不多,在简看来,她是一个古怪的人“,二十四小时中,只有一小时她在楼下和她的仆人伙伴待在一起;其余的时间,她都在三楼的一间天花板很低的橡木房间里度过,她在那儿坐着缝纫———也许还独自阴郁地大笑———形单影只,就像关在土牢里的囚犯。”[18]154她“嘴巴紧,又安静,任何人都可以信赖她。”[18]187她是桑菲尔德的谜中之谜,事实上,她履行着罗切斯特交付的看管其疯妻子伯莎的任务,帮助主人保守疯妻子的秘密。从“看守人”职业来看,她是罗切斯特代表的男性话语的帮凶。在福柯看来“,在每一种社会中,论述的生产是由一定数量的程序操作者所控制、选择、组织和再分配的。”[19]130“话语受说话主体的影响,它有其特定的应用条件,它是在一个复杂的限制系统中流通,它的流通、交换受仪规的影响。‘仪规决定了个人的特性和说话者的特定角色。’”[20]154在维多利亚的“仪规”中,由于“‘社会的现实结构’是由男性所安排的,这个结构使妇女处于他者的角色,把她们的体验看作是异常的,或者干脆对她们的体验视而不见。那种嘘声也使妇女退缩,不去言说,保持沉默。”[15]35拥有种种女性美德,从公共话语世界中隐忍、退让,这正是理想女性的本质体现。在自己的房间中,谭波尔通过说话展示了知识与智慧,聪明好学、善于表达的黛安娜姐妹生活在几近与世隔绝的沼屋,谭波儿的房间和黛安娜姐妹的沼屋成为逃离男性主宰的公共话语世界的隐喻。布兰奇声称要男性为其效忠,但这种所谓的统治不是权力的争夺,而是失去自我话语的体现。伯莎是与布兰奇一类的女性,在完全由男性主宰的婚姻中失去了说话的权力。对于格蕾丝来说,其职责是看管罗切斯特的疯妻子伯莎,如吉尔伯特所言,简世界里的女性,是男性的代理,或许是“其他女性的看守人”,但不论是被监禁者还是看守者,都被同一条锁链束缚———男性话语。[17]789在此,女性作为他者完全被异化“,他者的异化正是他者完全不能用自己的语言说话,……体验他者的存在常常感到精神的分裂,即使真正的‘我’也不敢言说。”[15]35相对于这三位失去话语空间的说话主体,简的女性话语空间具有了划时代意义。三、简·爱的女性话语空间福柯认为,对话语的控制除内部控制、外部控制外,还有针对说话主体的控制“,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我们并不是可以自由地说任何事,而当我们在某时或某地高兴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能够随便地直接说什么。总之,最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说什么事。”[19]130“有一种话语可以对所有人开放,但有一种话语只能对部分说话主体开放。说话主体有时被禁止进入某种话语领域。”[20]154作为被禁止进入男性话语领域的女性说话主体,简以“我必须说”寻找话语空间,以“我们整天谈着话”建构了话语空间。第一个层面是以说话寻找话语空间。开篇在盖茨海德府,简坐在窗台上读《英国禽鸟史》,在窗帘后的私密空间,从阅读中“自得其乐。”[18]4直到她的快乐被约翰·里德的声音打破“嘿!烦闷小姐!”遭遇里德夫人的不公正对待后,简认为“我必须说”,对里德夫人大吼“:你才会骗人呢!”[18]30“我必须说”贯穿始终,在桑菲尔德府发现罗切斯特的疯妻伯莎后,罗切斯特要给予她没有婚姻的爱情,她说“:我得一辈子离开你;我得在陌生的脸和陌生的环境中开始一种新的生活。”[18]290“要是我像你所希望的那样跟你住在一块儿,那我就成了你的情妇。”[18]291“我不愿成为你的。”[18]302在沼屋,圣约翰要求她作为妻子共同去西印度传教,面对没有爱情的婚姻,简提出“我不能嫁给你,成为你的一部分。”[18]390“我蔑视你的爱情观念,”“我瞧不起你奉献的这种不真实的感情,是的,圣约翰,你把它奉献出来的时候,我蔑视你。”[18]391有论者指出,简对“说”的渴望在于“她的话语看似被忽视或被强迫压制住时”[21]124。如果说里德一家忽视了简的话语,那么圣约翰没有爱的婚姻是罗切斯特没有婚姻的爱的重复,二者都试图以其话语压制简,简从他们建立的话语模式中脱离,以“我必须说”寻找话语空间。第二个层面是以说话建构话语空间。在简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重复出现简与他人自由交谈的场景:在盖茨海德府经历红房子的禁闭后,简遇到第一个同情的听众:家庭医生劳埃德先生,虽不知怎样准确表达思想,但她知道这是“第一个也是惟一的”[18]19讲述遭遇的机会。在劳伍德学校,布洛克尔赫斯特先生当众指责简为“说谎者”,海伦和谭波尔小姐给予简一个理智地讲述自己故事的机会,谭波尔认可了她“,简,在我看来,你现在已经是无罪的了。”[18]64在桑菲尔德府初期,与费尔法克斯太太和学生阿黛尔的相处之余,简依旧期望自己结识更多不同性格的人,在罗切斯特身上实现了这一愿望,简感到他的口音熟悉的“就像我自己的舌头说出来的话。”[18]190在沼屋,简在与黛安娜姐妹的交往中找到新的乐趣,是“趣味、感情、原则完全一致。”[18]334她们“想法不谋而合,意见彼此相投。”[18]335在芬丁庄园,简与罗切斯特重新结合,交谈成为一种相处方式“,我相信,我们是整天谈着话,互相交谈只不过是一种比较活跃的、一种可以听见的思考罢了。……我们性情正好相合———结果就是完美的和谐。”[18]433对于交流关系,简自白道“:在跟坚强、谨慎、高尚的心灵交流时”“,我要是不经过惯常的沉默的外围工事,不跨过推心置腹的门槛,不在他们的心底赢得一个位置,我是绝不会罢休的。”[18]358意义在重复中显现,与他人不断地交流是简讲故事的方式,同时也成为其存在方式,最终以“我们整天谈着话”建构了话语空间。四《、简·爱》———维多利亚女性话语空间的诗性试验简有两段著名的女性宣言“,女人也和男人有一样的感觉,她们像她们的兄弟一样,需要运用她们的才能,需要有一个努力的场地。”[18]101她认为与罗切斯特“站在上帝脚跟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18]239在宣言之后却是大团圆式的婚姻结局,叙事往往应从一种平衡或静止的状态回复到结局的平衡状态,就读者来说,总是希望结局能提供文本所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对《简·爱》结局的阐释造成了女性主义研究的分野,一种观点从伍尔夫开始,研究者看到简“停滞”的反抗,认为简与社会疏离而达到她的人生目的,二人隐居到罗切斯特认为的对伯莎健康不利的潮湿的芬丁庄园,开始了婚姻生活,其寓意在于只有逃离到偏远的森林深处才能得到幸福。自由在此被表达为一种新的奴役(servi2t ude),罗切斯特的瞎使简从男性的注视中退出,不再作为被看的客体,简由此获得主体意识。这使得简的女性主义价值受到损害,使她成为一个不协调的主体。①另一种观点认为结尾展示了简与罗切斯特权力争斗的结果,由于后者失去视力成为残疾,二者由此建立了新的权力结构,而罗切斯特的依靠使得简的地位变得重要,她以此挑战了道德规范,由于简最终在经济上获得独立,说明“自我尊重和有智慧的女性不需要男性的帮助就可以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②因此有论者认为“《简·爱》是一个模糊的文本,无法确定简·爱是否是独立的。”[22]260空间问题是女性主义研究关注的问题,对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位置的规定就是空间性别化的体现,虽然简最终回归家庭,但将文本解读为建构女性话语空间的寓言性文本“,我们整天谈着话”的结局是完满的,简的女性价值在此得到实现。诚然,正如苏珊·S.兰瑟指出的,由于夏洛蒂自身社会文化身份的局限,简是中产阶级受过基督教教育的白人女性,其话语空间带有意识形态因素,但文本是夏洛蒂对女性“沉默”的思考,如果说简以其独到的声音破坏了男性话语权威的话,那么对女性话语空间的建构使女性脱离了公共话语的符号化塑造,正如简通过说话建构了女性话语空间,夏洛蒂通过写作进入了公共话语在盖斯凯尔夫人所撰的《夏洛蒂·勃朗特传》中,多次提到勃朗特姐妹的生活环境:在偏僻的哈沃斯荒原,父亲的牧师住所,在狂风和无尽的天空下姐妹们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但她们并不想社交“,她们从来不自愿地去和别人见面,她们更喜欢荒原的孤独和自由。”[14]90这种性格特点延续了姐妹们的一生。在公众面前,夏洛蒂是害羞的,与艾米莉在布鲁塞尔的埃热夫人学校学习期间,除了必须不可,姐妹俩从不跟任何人说话。尽管她以写作的方式公开表达对萨克雷的崇敬之情,但在伦敦与萨克雷的会面中,夏洛蒂“近乎沉默。”使得在场的客人惊讶于这是《简·爱》这样一部震惊世人的小说的作者,相对于简那样一位咄咄逼人的主人公,她的创造者却如此安静和害羞。运用“柯勒·贝尔”这一笔名发表作品说明了女作家的身份困境,也有夏洛蒂自身掩盖身份的愿望,她一方面在公众面前掩藏自己,另一方面也渴望同质心灵间的亲密关系,在与友人艾伦·纳西的通信中,她强调“我不会同一群与我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人在一起。”[14]141“我并不追求好吃好喝,温暖的火炉或者松软的床。而是希望有笑颜和令人愉悦的心灵的陪伴。”[14]159她拒绝亨利·纳西的求婚,因为她认为对方“不了解她”,在给艾伦·纳西的信中谈到这一点“,我不能整天在丈夫面前摆出一副庄重的样子坐着。我要笑,要讽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14]133由此可见夏洛蒂的双重精神诉求,在公众面前,她感到不得不戴上社会的面具,作为对自我保护的策略,但又希望有“亲密的关系”使她得以揭起掩盖思想和情感的面纱,展示个人的私密感情。柯拉·卡普兰提到夏洛蒂的文学观念是“艺术能够通过无休止的自我叙事产生,能够通过文化内部从属和叛逆的立场出发的混合而不连贯的主体性产生。”[23]101正如夏洛蒂自己所言:“除非我有自己的话要说,并且以我自己的方式来说,我无权发表什么,除非我能够使我的眼光跨越最伟大的文学大师,去研究自然本身,我无权描绘什么,除非我有勇气使用真理的语言,摒弃世俗的陈词滥调,我理应保持缄默。”[24]58非个人化的写作成为她展示个人思想的重要方式,并以此进入了公共话语领域,因为写作一直是法定的男性领地和特权,而对文学妇女而言则是一种“逾越”和“侵权”行为“,只有通过写作,通过出自妇女并且面向妇女的写作,通过接受一直由男性崇拜统治的言论的挑战,妇女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25]195总之“,文学文本并不是简单地或被动地‘表达’或反映它们所处的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的意识形态,相反,它们是充满了冲突和差异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价值和前提、信仰和偏见、知识和社会结构既得到了表征,同时也在这个表征过程中被变形。”[26]170作为“冲突和差异的场域”《,简·爱》是夏洛蒂在社会文化机制内部对女性话语空间思考的文学表达,她游走于文学书写和历史现实之间,为维多利亚时期女性话语空间进行了一次诗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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